自由权的限制仅限于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限制的程度以紧急情势的严格需要为限，同时不得与缔约国在国际法上负有的其他义务相矛盾，且不得出于歧视的目的。该条第二款还对禁止限制的权利进行了列举，因而明确规定了对公约中哪些权利可予以限制，如依照公约规定可对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等权利加以限制。此外，b公约还在一些具体权利中规定了限制条款，如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表达宗教信仰自由仅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对第二十一条的集会权具有类似规定，仅增加了维护国家安全一项。可见，b公约对权利的限制更为严格、具体。综上，两公约在权利限制方面均具有原则性规定，对两类权利的限制应由适格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加以限制。对社会权而言，限制的目的是促进民主社会中总的福利；对自由权而言，对某些权利除了法律规定的限制外，还可基于如下目的加以限制：第一，国家安全；第二，公共利益，其中包括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和公共道德；第三，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可见，社会权的限制条件与自由权相比较为宽松。同时，因正式宣布的紧急状态也可对自由权加以限制，对权利的限制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

六、结语

对现代宪政国家而言，自由权与社会权是同等重要的权利类型，均需国家予以保障实现。目前我国签署了国际人权两公约，但全国人大常委会仅批准了a公约，b公约至今仍未对我国正式生效。究其原因，其一，a公约考虑不同缔约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发达国家要求施以更高的要求，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按照公约可对社会权的实现予以较低程度的保障。其二，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注重对社会权的保护，而对自由权的保障不够重视。目前，我国对自由权的保护仍存在诸多不足，现行制度与b公约规定时有冲突，如公约出于对生命权的保护要求各缔约国废除死刑，而我国尚不具备死刑废除的条件。此外，我国对程序性基本权不够重视，欠缺对程序性权利的保护，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实践中权利难以得到救济。重视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升人权保护程度应是我国发展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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