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的刑事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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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腐败行为使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形象蒙受损害，其中发展中国家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最为严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反映了世界各国通力打击腐败犯罪的决心。目前，中国的相关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国外一些先进国家的立法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规定，对中国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也是完善中国刑事立法，充分发挥刑事法律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
关键词：公职人员；贿赂；洗钱犯罪
2003年10月31日，第五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5年lO月27日，中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批准了该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中国的生效，预示着中国的刑事法律与该公约如何衔接。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主要内容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除序言之外，正文由八章71条组成。
《公约》的主要内容包括：(1)腐败的预防。《公约》要求缔约国在预防腐败行为方面承担义务，主要涉及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社会参与和洗钱四个方面。(2)刑事定罪与执法。《公约》要求缔约国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将涉及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侵吞资产、影响力交易(指公职人员或其他人员利用自己实际或潜在影响力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以及洗钱、窝赃、妨害司法等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要求对私营部门内的贿赂和侵吞资产行为进行刑事定罪。(3)国际合作。《公约》规定的国际合作包括国际司法合作与执法合作两方面内容，主要参照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其他有关国际公约，确立了引渡和司法协助规则。并规定了缔约国开展执法合作的相关措施。(4)为提高国际合作的效率，公约规定了一系列执法合作措施。(5)资产追回与返还。《公约》要求缔约国确保本国金融机构核实客户身份。确定大额账户资金实际受益人的身份，并对相关重要账户进行强化审查，以便预防、监测并及早发现洗钱行为，防止腐败犯罪分子转移资产。对被转移他国的腐败资产，《公约》规定了追回资产的具体措施。(6)履约的监督。为监督《公约》的履行，《公约》规定了后续监督机制和相关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设立“公约缔约国会议”。(7)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公约》专章对进行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作出了规定，以加强有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反腐败的能力，促进缔约国间的信息交流。
通过分析《公约》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关于刑事定罪与执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公约》在规定腐败犯罪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规定的犯罪主体呈二级多元化。公职人员是腐败犯罪的主要主体。《公约》在第2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中的公职人员是指：“(1)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在缔约国中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无论长期或者临时，计酬或者不计酬，也不论该人的资历如何；(2)依照缔约国本国的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人员；(3)缔约国本国法律中界定为公职人员的任何其他人员。”口公职人员因所履行的公共职务存在于国家与国家间、国家与国际间的区分，《公约》第15条、第16条将其划分为本国公职人员、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另外，《公约》第21条第2项规定，“以任何身份领导私营部门实体或者为该实体工作的任何人，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违背职责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可见，《公约》将私营部门的相关人员也纳入了规制的范畴，使之成为贿赂犯罪的主体之一。由此可知，《公约》规定的是以公职人员为主，以私营部门人员为补充的二级多元的犯罪主体体例。
2 贿赂范围的广延性。在贿赂犯罪的对象问题上，《公约》使用了“不正当好处”的概念，可以看出，《公约》不是按照贿赂物是一种物质性利益还是非物质性利益作为判断标准的，只要行为具有公职与利益交易的性质，就是贿赂行为。因为，贿赂与权力的联系性与对价性以及贿赂对掌权人的诱惑性和腐蚀性是贿赂的突出特征，行贿人只要对受贿人投其所好，不一定仅限于财物与财产性利益。而且《公约》在第2条第4款明确规定，所谓“财产”指“各种资产，不论其为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动产或不动产、有形或无形的，以及证明这些资产的产权或者权益的法律文件或文书。”由此可以看出，《公约》对待贿赂物没有划定界限，范围具有广延性。
3 腐败行为具有多样性。根据《公约》第三章的规定，腐败犯罪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贿赂犯罪。在第15、[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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