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蒲松龄 人学路向 主体人格 人与自然
[论文摘要]古往今来,文学家都在其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人学意识、人学觉醒和人学精神,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对“人”的问题的切实关注、深度理解和对人的前途命运的把握和分析上面。无疑,明末清初的蒲松龄就以其不同凡响的文学手笔,创作开拓出了一片崭新的人学新气象。蒲松龄文学寄情志于鬼狐神仙、花妖狐媚,即源于一种对人学精神的坚执。蒲松龄通过描绘鬼狐神仙、花妖狐媚对人世生活的向往,及其对人的真实人性和直率情感的刻画,达到了不是人更似人,即在主体人格上完全达到了人性鲜活的程度。
一、文学是人学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几乎一生都在遭受着一种怀才不遇的精神折磨和穷困寂寞的厄运。但是,这也成就了蒲松龄不断思考人学问题、在文学领域始终不渝地循着一条“人学”道路进行长途跋涉的可能。古往今来,文学家都在其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人学意识、人学觉醒和人学精神,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对“人”的问题的切实关注、深度理解和对人的前途命运的把握和分析上面。无疑,处在明末清初的蒲松龄就以其不同凡响的文学手笔,创作开拓出了一片崭新的人学新气象。文学是人学,最先是高尔基说的。这一命题的广博性和深邃性在于它要求文学家始终高扬人学旗帜,要殚精竭虑地塑造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有灵有肉可触可及的人物形象,而小说创作尤应如此。也就是说,文学应该以人为中心,表现人、描写人,服务于人,通过人的具体言行和命运揭示出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中国学者对这一观点阐释最有影响的是钱谷融,他曾指出:一切艺术、包括文学,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是用精神改善人生,是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情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1]文学家的成功,固然在于独特的天资、丰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汲取世界艺术营养而又善于创新的能力和气概,但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对整个人类生存和人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对人学精神、人的感情和人性美的深度挖掘和强烈呼唤。从“人的文学”到“文学是人学”的一路呼喊,正是蒲松龄之后的文学运动的一个可贵的人学传统和艺术哲学显示,也是像蒲松龄这样的“文艺复兴”先驱者们人学理想的最后指归。
二、人学路向的选择
首先,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熟谙的鬼学,实质是对人学的关注。蒲松龄生于乱世、长于忧患。他年轻时曾入幕,中年后做塾师,数十年来一直在生活旅途中蹉跎,对官场的腐败、科考的黑暗、人生的险恶等社会情状皆有痛苦而辛酸的感受。他既疲惫于与官员、富豪周旋,更愤慨于世风沉沦,而毅然高扬人性叛旗,迈入了一片文学新天地,在所谓的鬼狐世界里找到了精神慰藉与人学寄托。[2]我们看到:一个高贵的灵魂在人学的泥淖中跋涉,一个孤傲的身影被放逐在人学的荒原上呼朋引类。他的一部《聊斋志异》,就邀集了许多各具性情风神的花妖狐魅。在他笔下,神秘的鬼狐变得有血有肉、人情味十足;虚幻的世界写得有声有色,现实感盎然。笔触游弋间,人们尽可领略文学家的逸兴旷怀,“青林黑塞”里,长存着蒲松龄一腔孤愤的回响。[3]
其次,在蒲松龄作品中极其关注人的自然情感。《聊斋志异》在思想观念上对明朝后期由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人本思想有所体现。如“瑞云”不幸沦落风尘,她自选意中人、爱上贺生。当美容被毁,贺生则认为“人之相爱原不在貌之美丑,爱贵相知,在心灵之爱”。蒲松龄写的花妖狐媚,他们大多有人的平等意识、有人间才华,他们不以金钱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有识人慧眼。如红玉、席方平等,蒲松龄不把他们当成鬼怪,而写其为人的美好一面,反而更可亲近。作为一位有如此才华的文学家,他的内在情感的活跃是无可怀疑的,在他痛苦的生活经历中,渴望得到某种情感上的安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明末清初,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重新抬头使追求人的个性解放的人本思潮处于压抑状态,蒲松龄受此影响甚深。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潮既已发生,使人的自然情性得到满足的要求就不可能被彻底废除。只是,当小说以具有现实社会身份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女性为主人公时,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对她们提出现实伦理的约束。只有在写狐鬼一类女性形象时,由于这些人物超脱于社会固有结构之外而无法以礼教的准则来衡量,作者内心的欲望便会自然而然地活跃起来,在一种“伦理疏隔”的虚幻场景中,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较为自由的抒发。即使如此,作者心理上的阴影依然会对小说产生影响。比如,那些人与狐鬼之间旷男怨女的短暂结合,缺乏世俗生活的明朗欢快,给人以太多的幽凄色彩。作为一个情感丰富、想象力出众的真正的文学家,当他在完全幻想的境界中描写狐鬼形象时,却又写出了人的真善美本性和本属于人类的许多美好的向往。这种描写本身,显然是蒲松龄对人的自然情感关注的一种自然流露。
第三,蒲松龄拥有坚执的人学精神。蒲松龄文学寄情志于鬼狐神仙、花妖狐媚,即源于一种对人学精[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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