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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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关键词：唐代 《诗经》学 孔颖达 《毛诗正义》
论文摘要：孔颖达通过《毛诗正义》有意识地对两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学进行扬弃、规范和整合，融贯群言，剖析精当，既保存了先秦汉儒以来《诗》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又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关于《诗经》学相关问题的规范和体系，促使《诗经》文本及其诠释正式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并成为学子的教科书，登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考试 的目的，唐太宗本人以重要组织者的身份，参与了唐初经籍的整理与注疏工作。他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颁行天下，二是撰定《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五经正义》的出现，标志着儒家经典在文字内容上的统一和儒家正统地位在唐朝的确立。
孔颖达领衔所作的五经义疏之一《毛诗正义》，是在全盘继承毛传、郑笺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对魏晋南北朝人的观念和思考成果，进行梳理、滤及、遴选，兼采南北，加以折中，完成了这一时期经学的初步整合和统一，进而使《诗经》文本及其诠释更加符合政治统治和 教育 教化的现实需要。
在规范和整合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时，孔颖达主要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是“疏不破注”。汉代《毛诗传》的出现，将《诗经》的解读纳入了政治伦理化的轨道当中，标志着《诗经》经学诠释的定型。随着郑玄《毛诗笺》的引申发挥，又进一步确立了《毛诗》解读原则的正统地位，即为封建国家的思想统治服务。鉴于此，孔颖达作《毛诗正义》，首先是坚持“疏不破注”的原则，即在编纂时根据毛、郑等先儒注文进行疏解，不能随意发挥，尽力维护注文的思想体系，为士子明经、考试制定一部标准的经学教科书。所以，《毛诗正义》对《诗经》的诠释整合，以《毛传》与《郑笺》为标准，尽量保持其原貌。遇到二者有问题、有矛盾的地方，有时还曲为回护，不惜穿凿说解，以此维系和进一步强化《诗经》经学诠释内在结构的稳定性。
孔颖达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注本为蓝本，在“疏不破注”的原则下，兼采南北，唯务折中，对先唐《诗经》学作了成功的 总结 ，基本完成了唐朝统治者以此统一思想的本初意愿。不仅如此，孔颖达除了以毛传、郑笺为取义标准外，还将当时已不全的《诗谱》分冠于各卷之首，使之与《诗序》相得益彰，进一步强化了毛传、郑笺的经学思想和观念在《诗经》诠释方面的主导地位。另外，《毛诗正义》还将《毛诗》、《郑笺》解释较为含混的地方，从政治伦理化的角度解释得更为清晰，从此确立了《诗经》解读模式变迁演化的方向。
二是兼收并蓄。实践证明，任何时代的学术 发展 ，都是在前代所形成的学术基础上的发展。在隋唐之际文化整合的历程中，孔颖达作为直接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以唐初人特有的开放心态对前人特别是魏晋以来的经学观念进行梳理、吸纳、筛选、整合，镕旧铸新，才促进了包括《诗经》在内的经学诠释的 历史 进程，特别是对消弭南北经学的鸿沟起到了积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论难风气很重，无论郑王，无论南北，申此难彼，是彼非此，蔚为风气。从《毛诗正义》中不难发现，孔颖达在取毛传、郑笺，循其旨意以阐明汉学的同时，又能有意识地吸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研究成果。其中不少诠释、疏解，都是据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释文，综录诸家之说，编缀而成。实际上，孔氏对南北经学有相当的造诣，他以北学出身，在《毛诗正义》中却并没有囿于经学的门户派别之见，反而多用南学，杂采南北，兼综诸家，不论今文、古文、郑学、王学，或者南学、北学，都一视同仁，同等对待，说明他在选择魏晋南北朝旧说时是兼收并蓄的。这无疑是当时统一经学的历史潮流的反映。
正因如此，《毛诗正义》的出现，客观上对魏晋以来《诗经》学进行了一次总结，汇集了各家各派的主要成果，如王肃、王基、孙毓、沈重、崔灵恩、何胤、舒瑗、刘焯、刘炫等人的著述，都能择其善者而从之，使得后人对这一时期很多已佚著述能略窥其一斑。孔颖达在坚持上述两项原则的基础上，有效地梳理、整合了汉末魏晋以来的《诗经》研究成果。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魏晋以来义疏之学的扬弃。《新唐书·孔颖达传》载，孔颖达等撰《五经义赞》，后诏改为《五经正义》。实际上，《五经正义》之名，乃渊源有自。“正义”，即正前人之义疏。奉诏更裁，定名日正。它是在义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学术研究样式或者注释体例。义疏或讲疏，源于讲经。“义”，即发挥书中之大义；“疏”者，通也，即疏通证明之谓。“讲疏”、“述义”等等，从字面含义即可知与讲解经书有关。
魏晋以降，经学著作出现了以“义”冠名的现象，而大量流行以“义”、“义疏”、“讲疏”冠书名则是在南北朝时期。这时期诸儒所倡导的义疏之学，如崔灵恩的《三经义宗》、熊安生的《周礼义疏》和《礼记义疏》等均属此类。此类现象反映了该时期儒生说经，都是在杂糅古今各家基础上来申明己意。南北朝义疏的这一解经方式，直接开启了唐代疏注之学。正如皮锡瑞所言：“夫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疏注；当汉学已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唐人五经之疏未必无本于诸家者。论先河后海之义，亦岂可忘筚路蓝缕之功乎?”《五经正义》序云，诸经义疏皆本之于前人义疏而成。《隋书·经籍志》著录南北朝的《毛诗》义疏有多家，如崔灵恩《集注毛诗》二十四卷、舒瑗《毛诗义疏》二十卷、沈重《毛诗义疏》二十八卷、鲁世达《毛诗章句义疏》四十卷等[3](P3364)。孔颖达《毛诗正义》对上述著作多有 参考 ，而刘焯刘炫的《毛诗述义》更是直接被用作底本。
虽然《毛诗正义》乃本于前人义疏而成，但不能认为唐人新疏仅是旧疏的简单翻版。实际上，孔颖达等人对旧疏在取舍、厘正方面是下了相当大的功夫的。对于魏晋南北朝诸家《诗经》义疏，孔氏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与学术标准，采取的是一种积极扬弃而非全盘接受的态度。如他对南北朝义疏之学的不足就直接提出了批评：“近[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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