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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吾归何处”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
  摘要:生命的悲剧性体认普覆于人类文明 发展 史始终,对于悲剧根源的解说古今中外话语纷纭。悲剧体认后生命体走向了自我救赎,不同的文明传承和生存环境使得东西方哲人提出了一些相异的救赎路径。和谐圆融的生命境界是人类永恒的精神乡愁,为共同抵达此一生命乐园,东西方学人当彼此间借鉴融通。
  关键词:悲剧体认;自我救赎; 中国 表情;西方话语
  生命个体具体的心灵发展有着各自特异的轨迹,但众生灵魂行走路线却贯穿着相同的 哲学 路径:悲剧体认和体认后的自我救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悲剧体认恒在,故对有效自赎策略的探寻也将贯穿人类 历史 始终,并最终决定着人类的类生存质量。 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WWW.LWLM.COM收集整理。
  
  一.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宿命悲剧之体认
  
  生命的悲剧性体认普覆于人类文明发展史始终,人文学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触及了此一生存深渊。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持“人之大孽,在其有生”的观点(《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卷),视生命如原罪,焉能不悲怀贯彻一生。海德格尔以人之被抛作为全部学说的立论基点,“在万物(动植物)中也无任何物被特别保护,虽然它们都被放入敞开者中且安然在敞开者中。反之,人作为以自身为意愿者,不仅未被在者整体特别保护,而且人是无保护的。”[1](P.380) 无护佑之人无往不在流浪途中,如何能出离悲剧性体验之网。黑格尔在《美学》中,指明“人的存在,是被限制、有限性的东西,人是被安放在缺乏、不安、痛苦的状态,而常陷于矛盾之中。”[2](P.123)此为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学人对生命无量悲情的诉说,浸渍于东方文化的炎黄子孙方寸之地亦悲凉无限,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玄畅》云:“然乐极则哀集,至盈必有亏,故曲终则叹发,宴罢则心悲也。”《庄子.知北游》云:“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乐尚未充分体味悲即返归,可见乐只是悲之广大无边乌云的一道窄窄的金边。 现代 学者张法说:“元人张养浩《山坡羊》云:‘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如果这里兴不包括盛的话,那么就可以补充为:中国文化之心,兴也悲,亡也悲,衰也悲,盛也悲。”[3](P. 181)兴亡盛衰之时代环境无关乎涂黑了的心灵底色,真是无时不悲,无处不悲,无人不悲也。
  对于悲剧根源的追索古今中外话语纷纭,于人生持“苦谛”说的佛学以“无明”作为生命痛苦的根源,“无明”即生命体无知无识于自身及世间一切事物“缘起性空”的道理,从而产生了“我执”“法执”之“执障”及贪、嗔、痴等烦恼,造作出种种“业”后承受着“业报”和“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所求不得、烦恼炽盛)。庄子将文明视作了生命的苦难渊薮,人类文明对世间万事万物进行了二元对立之分解,美与丑、智慧与愚钝、成功与失败……分别被定位为好和坏、宝爱和厌弃的两极,好这一极点处之物如若丧失,生命体便以痛苦、绝望、悲伤等负性情绪对之作出反应。可在某种意义上,生命之旅便接连不断的丧失之旅,青春渐行渐远、亲人友人爱人之生离死别、生命交还大化……,如若持二是元对立之观点,生命体怎能不被这串丧失念珠带至接续不断的悲剧性体验之围剿中。生命学家马斯洛将悲剧根源归结为自我实现努力的失败,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一处对健康的积极向往,一种希望发展,或希望人的各种潜力都得到实现的冲动。’”[4](P.65)可是各种主客观条件往往与人的自我实现心愿相悖逆,“人们所期望的东西,仅在很少的场合才能如愿以偿;人们所抱定的目的,大部分是彼此冲突和矛盾,或者有的因其本身的实际而根本就办不到,有的因缺乏实现的手段而不能达到”[5](P.37)自我实现路途荆棘遍布坎坷难行,生命体对此怎能不有所感知,怎能不因之心有戚戚焉?哲学家叔本华将生存视作了须终身负荷的原罪,“悲剧的真正意义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认识到悲剧主角所赎的不是他个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亦即生存本身之罪。”[6](P352)如此认知,罪与罚怎能不成为从摇篮走向坟墓的生命过程中始终贯穿的主题,“存在为存在本身赎罪”的生命之旅怎能不是一次悲剧性的心灵苦旅?
  如何消解心灵因悲剧性体验而生的抑郁和痛苦,使生命主体鼓荡起充足的信心继续扬帆前行,这是每个人都必须交付答案的生命课题, 艺术 、哲学、宗教等人文学科说到底都是基于此而诞生、而开展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就是这些答案的历史,就是这些答案的多样性的历史,也是它们在数量上的有限性的历史。”[7](P238)下文将胪列人类思想史上的部分自赎路径。
  
  二.归去来兮,吾归何处——自我救赎之东方表情
  
  在回眸全人类思想资源的过程中,很多学者发现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明之于弥合冲突构建现代人和谐生命的价值,“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只有当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引导人类前进时,世界历史才找到了它的真正归宿。”[8](P.99)和谐圆融的生命气象斯为儒道释三教文化的共同人格目标,儒者以己道合一之乐登临生命福地,庄子籍“撄宁”逍遥游于无忧天空,禅宗依凭当下顿悟悬崖撒手,从此“日日是好日”。
  据《庄子.让王》记载,孔子问颜回“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饼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处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又记:“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直接将道乐偕行的命题提出,但对道何以能致乐的原因并未加以解释,后世学者对此做了一些剖解。冯友兰先生说明了儒者之道的本质即“天人合一”之道,并认为这是中国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冯友兰《新原道》)[9]李泽厚先生进一步说明了天人合一之道必与心体之乐偕行的道理,“因之,‘乐’在中国哲学中实际具有本体的意义,它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成果和表现。就‘天’来说,它是‘生生’,是‘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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