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李安电影美学风格的确立与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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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者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稳定而极具个性的美学风格,是他区别于其他电影作者最主要的标志。在能够影响电影美学风格形成的诸要素之中,电影作者的个性特征无疑居于首要地位。正如布封所言:“风格即人”,艺术作品作为主体精神的表达,是艺术家个人气质、性格、才情的体现。一个电影作者具有怎样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从根本上决定了他能够拍出何种风格的电影。将导演的个人特质最大限度地带入作品当中是很多成功导演的共识,电影大师费德里科·费里尼声称:“我认为电影绝对不可能没有自传性质。……那样的痛苦、恐惧、信仰和影片的气质可能直接与我自身有关。” 中国论文联盟*编辑。
当然,电影作者不可能脱离他所置身其间的历史环境而遗世独立,因而,电影作者的审美观点和艺术企图的存在决不可能是孤立的,民族、阶级以及时代的特点都在其中得到曲折的响应。在个人美学风格形成的过程中,电影作者自身个性的作用显得更为直接,其他因素则是通过对电影作者的个性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地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
李安的学养和性格是由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成长经历决定的。儒家克己利群的思想、道家均衡协调的观念和佛教清静超脱的旨趣,共同铸就了他含而内向的中国古典人格。矜持内向的人格促使李安形成了东方式的含蓄蕴藉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味,进而又决定了其温柔敦厚的电影美学风格的形成。
“温柔敦厚”一词,本用于对儒家诗教传统的概括,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礼记正义》对此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纯粹以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之说论艺术,以古绳今,而忽略时代精神的挖掘,无疑也是有历史局限性和片面的。因此,后世在延续“温柔敦厚”之说的过程中也对其有颇多发展,历代所谓的“温柔敦厚”虽在同一概念之下,但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偏转和游离。刘勰认为:“《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文心雕龙·宗经》)批评的重心从对教化功能的考量转向对审美功能的观照,较之原始意义上的“温柔敦厚”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叶燮在《原诗·内篇》中提到:“温柔敦厚,(乃诗教)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温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将“温柔敦厚”引为风人之旨,不同时代的作者可以[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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