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国际金融危机看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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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需要相应，国家强化了它对经济和社会进程平衡发展的调节职能，包括对经济进程的干预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
其次，在国际方面，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表示的国际经济控制体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前的那种无序状态。这些都使得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控制体系在一个时期里更加有效。与此同时，一系列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保证并推动了这种积累模式。这其中，强调利用国家促进社会的更大公平的进步主义观念和政策得到了普遍认同，并由此成为一系列社会创新的重要源泉。
但这一体系的有效运转有赖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一种积累体制，它是基于战后的高投入、高增长和高需求的良性循环，而后者又基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技术革命的创新效应、战后的重建、冷战过程中政府扩张及充分就业的实现等；作为一种控制体系，在国家层面它是建立在国家职能和作用的扩大基础上的，在国际层面它依赖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提供的一种稳定经济秩序，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累计效应以及作为一种观念的战后共识都强化了该体系的创新能力。
不过这一体系本身存在明显的漏损，并随着上述条件的变化日益显露。投资与需求的平衡是该积累体系运转的核心，但增长的放慢会打破这种平衡，由需求扩张政策（包括扩大政府开支，高工资等）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而凸显，这些转而导致投资动力的不足，进而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实际上是这种内在矛盾积累的结果。同样，一度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由于福利国家的膨胀和经济全球化，尤其是资本的全球化而日渐受到人们的质疑，而国际层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就内含了无法克服的矛盾[1]，其解体也是必然的。从根本上看，战后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基于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中作用位置的重构，而经济的全球化改变了这一切。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方式的兴起本身是对这一传统体制漏损所暴露出的问题的一种反应。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式使得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可这种是以改变传统体系得以成功的一些要素特征为代价的，它论文联盟wWw.LWlm.coM削弱了战后积累体系中的社会积累结构，表现为在经济、劳动关系和社会政策方面强调经济竞争的需要和弱化传统的社会团结政策，由此社会大众无法分享经济的增长，进而导致投资与需求间的新的失衡。资本更多地流向带有更大投机性和短期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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