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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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先生认为，中国农业不再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愈发确定。对此，贺雪峰教授认为这样的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不理解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农民“有来有去”不只是与经济周期有关，更与农民的生命周期有关；第二个问题是对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存在误判；第三个问题是忽视了中国经济结构状况，尤其是忽视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位置。
　　
　　蔡昉先生在《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发表《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论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一文。笔者对蔡昉先生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因此撰写此文以与蔡昉先生商榷。本文主体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综述蔡昉论文的观点，第二部分提出三点商榷意见。
　　
　　一、蔡昉论文的观点
　　
　　（一）观点一：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
　　蔡昉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所谓刘易斯转折点，蔡昉的定义是“我们把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蔡昉认为，“以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作为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里程碑，从理论的角度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终结并揭示其含义，有助于我们认识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保持社会和谐的关键领域。而农民工无疑是这个理论认识和政策关注的一个主题词”。
　　具体地，蔡昉认为，“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业不再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愈发确定”；在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农民不再是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情况下，“托达罗悖论”和与之相应的“托达罗教条”都已经过时，打破“托达罗悖论”及改变“托达罗教条”所隐含的政策取向具有客观必然性。所谓“托达罗悖论”，是指“所有改善城市就业状况从而降低失业率的努力，会因扩大了城乡预期工资的差距，从而增强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动机。或者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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