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啻是一个辉煌的梦想，一段不能忘怀的追忆。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理性的复归，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却又匆匆而去的来临。
欧洲启蒙运动试图摒弃17世纪形而上学的抽象演绎的方法，并将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的理性主义方法贯彻到各个知识领域之中，从而尽管启蒙运动内部存在着相互矛盾或各不相关的放面，但“理性”的方法论仍然构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同一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力图用各种各样的新知识来取代以天理为中心的儒学世界观，并将这一意识形态的斗争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说用“方法论”这一概念无法充分地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特征的话，我认为用“态度的同一性”来描述这一运动是合适的。胡适在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回顾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做‘评判的态度’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论文联盟www.LWlm.Com
胡适把这两种取向归纳为“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
将“评判的态度”贯彻到各种知识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这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着一种内在的自觉，即试图用一种新的价值，公理重构天理世界观覆盖下的知识和生活领域。因此，尽管“五四”的“态度的同一性”并不能被归结为一种“方法论”，但“方法论”也确实是它的一个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正如科学家共同体试图将科学的信仰和方法带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个科学话语共同体得运动，即一个将科学的信念、方法和知识建构为“公理世界观”的努力。甚至那些从道德、审美和人生观领域质疑科学原理的普遍性的潮流也是这一公理世界观建构过程的必不可少的方面。&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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