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庶民喜剧电影的空间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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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电影学者约瑟夫·安德森和唐纳德·里奇看来，日本“庶民喜剧”电影的出现，可以以五所平之助的《太太和妻子》（1931）为其发端标志。这部影片的情节“根据中产阶级的性格缺点而建构”。安德森和里奇认为，“只有当观众完全熟悉了表现中产阶级生活问题的影片后，庶民喜剧片才出现。”[1]而这种电影类型的艺术特质，则是在小津安二郎的导筒之下得到了最为生动而华彩的彰显。于1932年拍摄的《我出生了，但……》是小津庶民剧作品中的代表作，在对日常生活的冷静表现中，这部影片成功地捕捉到普通工薪阶层生活中的喜剧性和荒谬性。在后来的作品中，小津更加锁定了他对中产阶级生活的关注兴趣和细微体察。而于上世纪50年代步入影坛的山田洋次，虽然在家庭伦理主题、运镜风格（如空镜头的运用）等多方面受到小津的影响，但较之于小津对中产阶级题材的偏爱，山田更多地把视线投向社会中的边缘和底层人群。
　　两名先后将“庶民喜剧”的艺术水准推向新高度的“国民导演”，通过他们的影像叙事和其中的空间构建，使这一类型的表意功能与文化意义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提升。
　　1、作为叙事轴心的家庭空间
　　呈现在镜头中、被“框化”（framing）的空间，经过了被选择、被剪辑的过程，已经成为叙事中的表意元素而非现实场景中仅仅作为“地点”的身份。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修兹曾经对场所（place）作出如下定义，“场所”即是“我们存在中经验到有意义事情的焦点” [2]。由此看来，相较于作为理性分析对象的物理空间，“场所”是一种与人们的“场所感”（sense of place）紧密牵系的空间形式，它是具有“清晰特性” [3]和“浓密意味” [4]的空间。因而出现在影像叙事中的空间形式更应被看做与人物行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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