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百年发展与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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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阶段之后,费孝通进一步提升到探讨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结构,进而探讨中国城乡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促进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互动的实践者。
如果认真阅读马林诺斯基为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可以发现马林诺斯基当时就是把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相提并论的。他指出:“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11 ] (序言) 同时他也隐含性地把费孝通等纳入“中国青年社会学家”之列,尽管费孝通当时在英国主修的是社会人类学。
如果说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二战之后才开始互动①,那么类似的进程在中国则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后就已经开始,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成果。西方的人类学一直到二战之前基本上是以研究小型的异民族文化为己任,至于本土文化的研究则被视为是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术领地。而在中国,人类学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就把汉民族这一主体民族纳入了研究的范畴。仅从这点来看,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科互动反而走在了欧美国家的前头。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所指出的:起源于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从它们植入到中国土壤的那个时候开始,这两门学科就是相互联姻的,很难加以区分开来。来源：Www.Ybask.Com 。
他甚至认为:1949 年之前“中国所作的社区研究可以被视为英美乡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某种延伸”。[12 ] (P375) 这种见解确实不无道理。当惯于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一旦转向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就带有了社会学的某些学科特征。20 世纪30 年代,我国之所以能够出现“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原因就在于当时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甚至民族学都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有真正立足于本土的社区研究和类型比较研究。这点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所独有的学术传统。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吴文藻的大部分学生在西方学习的是(文化) 社会人类学,因此他们除了研究汉民族的文化之外,也没有忘记人类学的老本行———研究异文化,即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进行研究,成为“两栖学者”。1952 年,当社会学和人类学被取消时,不少人类学家即转向从事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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