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一改再改。实际上，如果换个角度制定政策，办理暂住证的问题并不难解决。我们可以参考法律的制定，法律上不犯罪的行为是不能穷举的，而犯罪行为是可以归纳穷举的。法律上归纳出所有犯罪的行为，没有归纳到的，则不构成犯罪。任何人可以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情。与此类似，我们可以归纳出所有不符合办暂住证的情形，没有归纳到的，则视为可以*。这种政策制定的办法，才是真正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急群众之所急。公安机关所有政策的制定，都不应从自身角度出发，应该转换角色，制定方便群众而又不违反原则的管理办法，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三）“良治”照顾弱势群体利益。当今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峻，贫富分化日益悬殊。社会形成“赢家通吃”的界面，有钱有地位者强强结合，更加有钱有地位，影响着政府决策。没钱没地位者在*上缺乏代表，在社会上没有发言权。社会阶层的形成和两极分化，是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公安机关担负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责，应该善于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乞丐、擦车仔、卖花女、妓女、伤残人员、贫困者等，应该给予同情、关心和帮助。应该认识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形成，主要是由社会不公正不合理造成的。弱势群体大多数是为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一辈子做擦车仔、做妓女。因此，我们在执法中不能简单的把弱势群体定义为“坏人”或“犯罪嫌疑人”进行歧视和压制。社会矛盾应该进行疏导、缓解而不是强力镇压。在平时执法中应该尊重人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些民警习惯于欺软怕硬，看到对方有来头“有料道”的就不敢管，看到对方没文化没背景就滥用职权。如果弱势群体长期受得社会歧视和压制，很可能会激化矛盾，做出反社会、*的行为，酿成社会的悲剧。 （四）公安工作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当前国情下，一个国家机关在政府中的地位，往往取决于该单位领导在政府官员中的地位。市（区）公安局长能否参加市（区）委常委，以及在常委中的排名，是公安机关在当地政府中地位的主要衡量标志。公安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大量的警力是外勤工作，大量警力在全国范围以至世界范围出差，所消耗的人、财、物，都是其它国家机关所不能比拟的。从数量上看，公安民警数占所有公务员总数将近一半。这样一个大单位，必须取得政府人才、物力、财力和政策的最大份额，才能保证单位的正常运作。举例说明，政府拨款100万支持当地法院，对该法院来说已经足够使用了。但如果给公安局拨款100万，由于公安警力是法院的8至10倍，100万对公安局来说是杯水车薪。因此，公安局长是否能在当地政府决策和资源分配中取得足够的份额，影响着该公安局整体工作的开展。公安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各级公安领导应主动向政府说明实际情况，争取政府人力、物力、财力支持。 总结与建议 总体评价：公安工作在新世纪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国内治安形势错综复杂，如果公安领导对片面乐观，几年后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的承诺不能兑现，将失信于政府，失信于人民。公安工作成绩与问题并存，成绩有目共睹，而存在的问题，涉及到整个公安工作运行机制，依靠某个领导的点子或某些措施的实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有不良的工作体系。党和政府必须有充分的决心，自上而下对现行体制、现行管理办法重新定位和反思，建立一整套科学管理体系和公安工作规范。笔者由于能力所限，只能提几点政策建议： 一、自上而下开展全方位的调研工作。调研工作应由公安系统以外的政府决策部门、法律专家、公共政策专家共同参与。依靠公安本系统人员内部进行调研，往往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及领导意志的影响，难以使调研充分客观。 二、借鉴国外先进的警务管理体制。而我国的警务体制长期处于改革摸索阶段，政策很不稳定。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警务体制建立了上百年，体系较为完整，政策稳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转变“人治”为“法治”。现阶段很多事件能不能办，决定性因素并不在是否符合政策，而在于领导是否同意，领导的一支笔往往可以凌驾于原则和政策之上。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减少领导的审批权，从“审批制”过渡为“备案制”。另一方面，加强对领导审批权的监督，防止滥用职权。 四、提倡实事求是。对欺上瞒下，虚报成绩者进行查处，改变报喜不报忧的不良风气。 五、切实落实“从优待警”，解决民警的*待遇和经济待遇。各级领导应深入基层，了解民警疾苦，与基层民警坦诚交流，解决民警实际问题。 六、有计划增加警力，逐步提高警员素质。根据城市发展趋势及治安形势的要示，充分评估现有警力，制定招募警力、优化警力配置的五年、十年计划。 七、重用人才，唯才是用。目前公安队伍中人才有流失趋势（从网上测评可以看出）。留住人才的主要途径唯才是用，全面推行竞争上岗，实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让”，为青年民警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其次是打破领导“能上不能下的机制”，让一些无才无德的领导提前下岗；第三是合理进行工作安排，充分发挥民警的特长，人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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