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世界银行专家韦特•p•甘地等人所指出的：“税收优惠在实现所有目标时，并非同等有效”，“一般说来，当税收优惠所包含的目标非常广泛时，税收优惠政策将不会有效”（许建国等，1993），我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属于区域性优惠和照顾困难企业的优惠政策过多，不但冲淡了产业性政策目标，甚至可能与产业性政策目标相背离。例如，当产业调整目标与就业目标交织在一起时，一些限制性产业就很难关停并转。 3.部分优惠政策有失公平，安排不当，妨害内资企业竞争力 从企业所得税优惠来看，存在着内外资企业、行业、地区、规模类型等多种差别。其中，以内外资优惠政策的差别最大。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采取全面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的国家之一，优惠之多，范围之广，鲜有国家能比。对外资给予“超国民待遇”，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是必要的，到如今也不违反wto的有关规定，但其负面影响却日渐显现：一是严重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在竞争性生产领域，内资企业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而我国的经济建设从根本上说还是依靠众多的内资企业，如果作为主力军的内资企业的发展受阻，绝对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安全。二是外资享受的优惠政策是通过在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特殊区域设立而取得的，而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又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从而形成东部地区对外资的“超捕捞”或“超吸收”现象（徐菁，2000），加大了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难度，扩大了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三是“两免三减”的优惠方式更多吸引的是中短期外资项目，虽然在当期实现了外资流入，但从长远看却潜伏着未来外资流出的问题，未必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四是优惠政策设计不当导致外资的结构不尽合理。不同性质的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反应是不同的，有的偏好降低成本的激励措施，有的喜欢资产处理的激励办法，有的则更关注利润分配的相关政策。而现行的优惠政策更多的是刺激引资的规模，而对外资的结构缺乏引导力，造成引进的外资中，中小型企业较多、国际大财团、跨国公司较少；亚洲国家及港澳台的投资居多，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相对偏少；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较多，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农业、交通业等投入较少，甚至有些外国公司把环境污染重、影响员工身体安全、资源高消耗的产业转移到我国(郭永芳,2000)。五是税收优惠的政策效益不甚理想。我国以牺牲租金和税收为代价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但外资的财务效益不如内资企业，比如2001年外资工业企业每百元销售收入所交增值税为3.37元，而同期国内工业企业则为4.64元。而且，外商投资企业关联交易多，常使用内部转让定价手段避税。据专家估计，跨国公司每年在我国的避税高达300亿元以上（于保平，2003）。六是全面优惠政策导致了外资的鱼目混珠。外资并非铁板一块，也是良莠不齐的。我们引进的目标是具有高科技和先进技术的外资，但在全面优惠的政策下，不仅技术平平的外资大量涌入，而且“假外资”成为中国特有的现象，它们不但消耗了我国有限的资源，而且对内资产生“挤出效应”，加剧了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失和下岗失业。 4.税收优惠方式以直接减免为主，容易受限和扭曲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主要是采取直接优惠方式，基本上局限于税率优惠和定额减免这样一种事后利益的减免，较少采取国外普遍通行的间接优惠方式，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加大费用列支等减少税基的事前利益上的优惠。税收优惠方式的单一，一方面使得优惠的规模往往受制于政府财力的多少，使需要优惠的企业不能及时得到政策上的支持，削弱了税收优惠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另一方面许多直接优惠措施还易于被纳税人利用来进行偷逃避税，这样就扭曲了税收优惠的引导作用。 上述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不仅不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是税制本身完善的需要，也是进一步贯彻改革开放政策、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吸引高端资本进入的需要。 三、优惠政策调整的出发点是以合理的“特惠制”取代紊乱的“普惠制”，提高规范性与透明度 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就在于以政策的差别来“人为”地改善受惠者的条件，增强它的竞争能力，从而起到鼓励扶持的作用。显然，受惠面越窄，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就越大，反之，受惠面越宽，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就越弱。此番“两法合并”改革对优惠政策的调整，其基本出发点就是以“特惠制”取代“普惠制”，即税收优惠政策不再泛泛地给予各类企业，而是集中在国家战略发展和产业政策明确倾斜的产业或企业（既包括外资企业，也包括内资企业），并且优惠的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大。很明显，特惠制更有利于吸引新兴产业和高端技术的外资进入我国，减少引进外资的盲目性，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 税收优惠政策之所以要进行这种调整，是基于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资本融合速度加快，不同性质企业之间相互参股、控股情况非常普遍。同时，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使我国经济成份趋于多元化和企业资本“混合化”， 客观上要求制订统一、规范的市场规则，对不同的经济成份应一视同仁。在此情况下，必须打破现行以经济类型为基础建立的税收优惠制度，制定规范、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否则其执行效果会大打折扣并将难以继续实施。 其次，从国际上看，各国税收优惠的政策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普遍强调刺激投资、扩大出口、鼓励科技开发、支持农业和基础产业，以及促进区域开发和扩大社会就业等。在税收优惠方式上则具有不同特点，发展中国家一般采用定期减免、优惠税率等简单的直接优惠方法，发达国家一般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增加税前扣除项目、提高扣除标准等间接优惠办法。上述两种税收优惠方式各有利弊，直接减免税短期效果较好，政策优惠易于计算，适合区域经济开发的要求；间接减免税长期效果好，有利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可以体现国家产业政策，适合全国性推开。鉴于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已从重点区域率先发展向不同地区全面发展推进，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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