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绩效考核体系之中。” “缺什么?我认为，缺的是一些干部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和宽容的爱心。有的干部对上不讲真话，对下不办实事，欺上瞒下，这才是最大的危险。”鲁献启直言不讳地批评部分干部中的不正之风。 2005年新年，河南省会郑州的数家传媒热烈讨论的另一命题是“中部崛起──河南应该怎么办?” “这次下访，决不仅仅是如何解决老百姓的上访难题，实际上对官员群体来说，这更是一次检讨。检讨的是为政之心。东北在振兴，西部在开发，东部在腾飞，河南应该怎么办?确切地说，河南的官员应该怎么办?”河南省联席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 河南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样本 “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目前，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危险。”鲁献启说。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凡是‘最大优势’发挥得好的地方，那些滋生腐败的条件、土壤就会得到遏制;凡是‘最大危险’不断滋生的地方，因矛盾激化而群体上访、越级上访就会不断上升。 而河南官员下访的过程正是试图通过‘最大优势’来化解‘最大危险’。这种方法就是在短时间内调集大批官员，集中时间和精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这种动员能力则是传统体制的一大优势。 可以说，河南省委将“干部驻村、“官员下访”这种传统体制派生出的办法的优势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早在2004年6月29日，河南省委副书记支树平就代表河南省高层宣布， “再用3年的时间，继续抽调机关干部开展‘联县驻村帮扶’工作，在年初派出38个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的基础上，再选择73个省直单位和11个中央驻豫单位，抽调210名干部组成84个工作队，派驻到37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5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进驻84个特殊困难村帮助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河南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样本。河南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说。 在中国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国企改制后遗症、下岗失业者数量增加、农村发展投入不足、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得不到应有保护等问题，在河南也普遍存在。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朱孟洲介绍，在下访工作第一阶段总结时，河南省委联席会议主要讨论的也是这一类问题 “我说过‘上访’不是河南的特产，但河南的上访量近几年来一直排在全国的前10位也是事实。河南在改革开放25年来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遗憾与耻辱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李新华说。 如果说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传统体制的劣势不适应社会转型而造成的,那么河南省委显然试图用传统体制的优势破除传统体制的劣势。然而,有不少问题,却不是仅靠下访或下访能解决的。 “危险倾向”与长效机制 在《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过程中，河南省联席办官员也表示，“一些案件处理起来难度很大。” 实际上，更多的下访工作队员是在处理种种繁冗复杂的上访问题时体味到“走下去”的苦涩和不安的。而最关键也是最难处理的问题则是“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矛盾。 刘国明认为，在下访与上访不同主体的利益权衡中，“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关系如果摆不正，下访干部和地方领导中一样会出现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匆匆结案的做法。这更会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墙，严重破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造成上访量的增加。 “这更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刘国明说。 官员下访与百姓上访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关系。一方面群众看到中央、省里重视社会稳定、下大力气抓信访了，主观上便会认为，时机终于到了，问题应该解决了。但是由于政策缺位等种种原因，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目前无法解决。 “而群众一旦发现他们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下访干部也解决不了，希望随之破灭，意见就会更大，上访就会更多，反映问题就会更加激烈。”刘国明说。 这也是河南4万干部下访还没有结束,当地却出现了新的赴京赴省上访现象的原因。 “我认为，中国的信访问题要解决至少还要20年，这需要整个经济和社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单就信访而言，明智的做法是从源头抓起，整顿信访秩序，畅通信访渠道，建立长效信访机制，变集中下访为经常性下访。”李新华表示。 “实际上,出了问题,怕的是群众不找党委和政府,要是不找的话,那就危险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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