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费医疗条件以及根据连续工龄计算而获得的住房、退休金等有利条件，因而，脱离这个群体而做个体经营的人数比例一直不高。构成个体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主体是待业人员、退休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等，甚至包括大量“两劳”人员。素质过低导致他们在与其他阶层交换劳动、交换商品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非规范行为，如强买强卖、缺斤短两、欺行霸市。他们与其他阶层的矛盾，往往是由这些矛盾引发的。 税收政策不当等因素造成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收入过高。尽管个体户及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及教育地位决定了他们素质较低，但没影响他们获得高收入。他们的高收入、高消费给其他阶层的成员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强烈地刺激着其他社会阶层，激发了其他阶层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受保守观念影响和阶层、个人利益因素的制约，其他各阶层对个体、私营者的高收入也有不能正确对待的问题。不少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高风险低保障等因素认识不足，而总是从自己的身份优势出发去看待他们的收入优势，难免造成心理不平衡，从而加剧阶层矛盾。 干部阶层与其他各阶层的矛盾 在整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体系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正如刘少奇所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社会利益分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组织功能很强的社会制度，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上，各级官员往往成为利益分配工作的操作者。这样，各级领导就处在许多矛盾的焦点上。由于改革是对原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难免要触动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各项改革政策都需要各级领导来贯彻，因而这一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例如，我国原有的价格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价格体系改革势在必行。而这体系的每一次调整，又都会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这样，社会情绪就会直接指向政府，而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的执行者又是领导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一部分领导干部严重的腐败行为，又加剧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者以及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严重违法乱纪等腐败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腐败现象导致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在相当一些地区和部门日益激化，其主要表现有两方面： 权力腐败现象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党和政府威信的下降。首先应当肯定，我们的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但是同时应该承认，由于面临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与我们党和国家以往的历史时期，特别是50年代、60年代相比，人际关系日益出现金钱化趋向，商品交换原则已经比较显著地侵入党内*生活和国家公务活动中。因此，程度不同的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相当普遍。其中触犯党纪政纪，进而触犯国法的尽管是少数，但他们的行政级别、人数、大案、要案均有逐年上升的势头。这些党政干部虽然是少数，但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相当一部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致使干群关系紧张。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权力腐败盛行，严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腐败作风是毒害我党肌体的大敌。如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在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5年之间受贿66万元)的同时，为了继续往上爬，以获得更大权力，大搞浮夸虚报、哗众取宠的一套骗术。1994年泰安市村及村以下产值实际是40多亿元，他却报出260多亿元；财政收入5亿多元，他吹成12个亿。下级上报的数字他不满意，就指示再去好好算算，看能不能算出新的数字来，其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腐败作风多么令人吃惊!更为普遍的事情是，许多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只顾为自己子女、家属、亲友和小团体谋福利，而很少想到基层广大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些还处于贫困状态的老百姓。正如有的群众批评他们坐的车子越来越豪华，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但却距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越来越少了。他们主要靠听汇报指导工作，而汇报的水份又往往非常大。即使坐车子下去，也是走马观花，根本无法了解实情。总之，过去我们党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那种亲密鱼水关系，在相当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变成了若即若离的油水关系，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事实。端正党风，密切群众的联系，牢记我党的宗旨，深入进?quot;三讲教育，是当前我党的一项中心任务。 今后，随着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各种阶层矛盾仍会存在，并且有可能形成一定范围内的阶层冲突。因此，在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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