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把考察和考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把考试难以反映的*思想情况、工作实绩情况等用考察来完成；二是切实做好考察前的准备，准备好考察提纲，按《条例》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发布考察预告”，选择谈话对象，在可能的情况下通知对方单位，并进行必要的民主评测；三是注重实绩考察，要对参选者在单位工作的实绩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做全面准确的考察。考察的结果特别是提出的缺点错误应向参选人说明，便于改正缺点错误，使考察环节成为真正的把关环节。 五、坚持社会公论原则，切实做好公示 各地在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时，普遍采用了公示制，这为群众监督提供了契机，体现了选拔干部社会公论的原则。但据笔者了解，目前的公示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公示的范围不广，招选的对象跨地区直至全国范围，而公示的媒体一般限于公选的地方性媒体，让本地以外的参选者缺少监督；其次，公示内容简单，一般只公示参选者的自然状况、现任职务，对其经历、工作实绩、业务能力等没有充分公示，使群众难以判断优劣；再次，有的公示没有明确的征求意见条款，只提供监督电话，群众监督什么？反映什么？如何反映？提示不明，这样的公示实际成为“告知”，达不到接受群众监督的效果。针对这一情况，建议公示应扩大范围，涉及到的参与对象所在地区、所在单位都应在公示范围；增加公示内容，力求将掌握的参选者情况只要公务需要能公开的都公示出来；公示可以附带问卷调查等，让群众有反映问题的思路和渠道，实现公示的初衷。 六、注意选用结合，创造有利于公选干部成长的环境 选人是为了用人，一些地方的组织部门和选人单位，往往只重视选干部，而忽视了公选干部的使用。表现在：一是公选初期职位确定不明确，只讲选某级别的干部，但选上的干部具体如何分工、承担哪一方面责任，界定不清，任命后再行择岗。二是对公选干部缺乏必要的岗前培训，认为录用者经过层层筛选，严格把关，其业务素质和能力一定是佼佼者，拿来即用，忽视了有的人根本没担任过领导职务或是台阶过大的现实；三是对公选干部缺乏心理疏导，一方面，入选者自以为过关斩将，有成就感，急于表现自己聪明才智，摆开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架势，其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另一方面，公选干部倍受同仁及群众的关注，人们往往敬佩才干，寄予厚望，稍有不慎，则求全责备，非议四起。这些问题既不利于组织对公选干部的使用，又不利于公选干部个人的成长，为此在公选干部时务必要注意选用结合，扩大公选的效益，有针对性地克服选用不一的倾向。首先，公选前将职位标准、职位职能明确确定，解决选什么人，如何用人的问题；其次，加强岗前培训，公选干部一方面学习业务知识，熟悉将要上任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要有一个心理调节、工作调节的机会，以正常心态走向赋予挑战的全新岗位；再次，领导班子成员及被领导的群众要关心爱护公选干部，即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更不要求全责备，嫉贤妒能，为公选干部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及生活空间，更好的发挥应有作用。 七、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应注意克服的几种倾向 一是克服“唯考是选”的观念。《条例》将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作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之一。体现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时代精神，但在实际工作中，长期以来建立起的一整套干部培养、考察、选拔机制仍是行之有效的，选的踏实，用的放心，绝大多数干部是称职的，胜任的。所以，在组织部门视线内长期考察（如建立后备干部队伍，设立人才库等）仍是选拔干部的主渠道，不能一考就灵，唯考是用。 二是克服一窝风、一阵热的倾向。公选干部固然是一种好的形式，但各地不能不顾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一轰而上，互相攀比，你实行科级竞争上岗，我进行处级公开选拔，再进行厅级考试录用等等，有的职位明明没有空缺也赶时髦、追热点，好像不公开选就没有进行干部制度改革。笔者认为对当前公开选拔干部应加强宏观管理，比如成立公选指导委员会，建立党政干部公选制度等，明确公选的条件、方法、频率、纪律等问题。克服一时热，一时冷，造成选拔干部制度改革的动荡，影响干部群众奋发向上的积极性，给干部制度改革造成负面影响。 三是克服公选干部的单一改革模式，积极探索干部制度改革的其他途径。如县级以下实行直接选举，取消等额制，实行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的办法，属基层的党政干部，逐步实行公务人员的直选办法，恢复和建立对干部的考核制度，由群众推荐、选举与党组织批准相结合的选拔干部制度等等。 总之，提高对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认识程度，规范公选的操作程序，分析研究公选干部工作的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推动公选干部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干部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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