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进程。我国刑法典对于刑罚种类和非监禁刑的有关规定与目前国际上刑罚轻缓化的趋势严重脱节，对刑事和解没有从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不但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还禁止适用法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和完全不定期刑。而我国非监禁刑的有限性，导致了刑事和解最终确定的解决方式于法无据。我们应积极总结经验，适时修改现行刑法典，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和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把刑事和解纳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

（三）规定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效果。立法应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如果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双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达成和解协议，那么案件马上重新转入司法程序，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去处。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和解协议，在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确认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对其予以认可，并且在履行后，和解协议可以作为案件终结的依据。如果达成和解协议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自觉履行，那么也不会如其他判决一样被强制履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唯一的法律后果是刑事和解程序终止，进入司法程序。

（四）合理设计刑事和解制度，增强对被害人的保护，杜绝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一是合理进行制度设计，防止不同犯罪嫌疑人因赔偿能力不同而导致的司法不公。在制度设计时应规定，经济赔偿是通常结果而不是必须结果。在涉及及经济赔偿时，检察人员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经济条件，向被害人提出多种选择方案；如果被害人执意要求赔偿超过犯罪嫌疑人支付能力的金钱数额，应向其阐明利害关系，反复劝说；如果被害人仍固执己见，则不适用刑事和解，但审查未成人犯罪案件时，应着重贯彻保护原则。并且，对和解协议中的赔偿期限应适度放宽，不必一律规定在达成和解协议时全部付清赔偿款，应允许当事人设定一定的赔偿期限，这样可以给经济上一时有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和解的机会。二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引诱或胁迫被害人进行刑事和解。

检察人员应加强对和解的监督，审查被害人的和解申请是否出于自愿，如果加害方采取不正当甚至违法的措施影响被害人，迫使其“自愿”进行刑事和解，一经发现或者由被害人提出，将撤销和解，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在量刑时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以此加大加害方的违法成本。三是加强刑事和解过程的公正性、公开性，防止和解过程中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如刑事和解采取类似于听证的方式，由检察人员主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和亲属，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或监护人、亲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生活社区就读学校人员以及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部门）人员参与，通过听取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错与道歉以及侦查部门的相关意见，然后进行协商，并制作和解协议书，实现和解程序的公正；引入人民监督员等社会监督制度，对和解过程的公正、公开、透时进行监督。

（五）进一步落实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但如何使量刑建议权落到实处，仍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实际履行，检察机关在公诉时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但审判机关未予充分考虑，也会使这一制度的实际效果落空。因此，检、法两家应联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刑事和解协议作为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在量刑时给予充分考虑。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