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8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对湖南娄底考生常路(化名)状告省国税局行政诉讼案正式立案，这成为1月17日人事部、卫生部颁发《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11月试行)》以来的全国第一案。 关于反就业歧视入法，连续三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都有代表和委员提出建议。虽然尚未被纳入立法范畴，但就业歧视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甚至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制约因素，不容忽视。 所谓歧视，简言之，指不平等地看待。 这种隐含的“社会歧视”，社会学界将其形象地称为“玻璃天花板”。 积淀已久的就业歧视不但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也与我国经济融入全球一体化不协调。因此，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对就业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尤为重要。 北京“非歧视”原则成共识 2005年4月北京市颁布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中明确规定，公务员报考不再排除艾滋感染者。还规定，乙肝病原携带者排除肝炎的，可考录公务员。 北京有关部门顺应民意，在《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中恢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乙肝病原携带者的权利，无疑是“非歧视”制度约定的示范。 有关法律专家分析，北京《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中体现出的“非歧视”原则不仅是政府自身在公共服务理念中的一次提升，更是通过官方行为矫正民间误区的一次很好的试验。这对政府来说或许是一小步，但对构建和谐社会文明来说，却显然是一大步。 2003年3月，浙江大学应届毕业生周一超参加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考试，因在体检时被查出乙肝“小三阳”未被录取，恼怒中杀死区人事劳动局一名工作人员，刺伤一人。LOCAlHOsT最终周一超被法院判处死刑。 目前，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已有1.2亿之多，也就是说，每10个人中就有一名。歧视与偏见给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带来的障碍，已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立法者应设法保护他们的权益，制定并落实具体措施，避免优秀人才流失，也避免酿成更多的悲剧。 当前就业歧视主要有哪些表现呢？ 长期从事社会保障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认为：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就是，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上，90%以上的招聘广告均含有歧视性条款，包括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学历歧视、户籍歧视、地域歧视乃至身体歧视如身高、相貌等等，就业歧视正在愈演愈烈，不立法明令禁止便会损害劳动力市场的正常发育与成长，进而带来更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同时也会严重扭曲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常行为如片面追求高学历等，破坏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导致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劳动力市场就不可能正常地发育成长，最终必然损害政府促进就业的战略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对“婚姻歧视”的集体抗议 某地水电工程局10名女工，集体向当地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这些女工，有的两情相笃，有的新婚燕尔，为什么要一纸休夫呢？水电局规定，合同制工人无配偶的才可与企业续签劳动合同。为取得劳动资格，10名已婚女工，只好以提出离婚诉讼的方式，集体抗议“婚姻歧视”。其实在我们社会中，这种歧视又何止一个“婚姻状况”，歧视可谓五花八门，性别歧视首当其冲。据厦门大学调查显示，在相同条件下，女毕业生就业机会只有男毕业生的87.7%。许多招聘会上，不少用人单位打出“只限男生”、“男生优先”的招聘条件。 2001年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表明，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总体差距和分层差距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女性就业率较低，再就业困难；男女两性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男性差距较大；妇女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决策的程度仍然偏低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有着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歧视女性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而且这种文化模式还渗透并体现在每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之中。 在求职者无奈而又苦恼的背后，更多的是企业用人自主权的滥用和社会责任观念的缺失。“这么多人求职，干吗不抬高门槛找一个年轻漂亮、身材高、学历高的秘书呢？”“我们公司不是慈善机构，招女工不是替她养孩子吗？”这些心态无疑使用人单位的就业歧视行为，演变成一种必然选择，进而更加抬高了劳动者的就业门槛。 在生产领域，一些私营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置平等保护女性的法律法规于不顾，在劳动用工时公然不招收女性。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秉此价值尺度行事，严重地侵害了妇女的权益。在女性参政、受教育等各个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都不容低估。 全国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主任、劳动法学博士姜俊禄认为，限制女性就业在于女职工与男职工之间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最主要的是生育问题，女职工在孕期、产假期、哺乳期不能提供劳动(最长可达一年)，但是用工单位还要提供工资。此外有孩子的女职工天然地会在照顾孩子以及家庭方面投入比男职工更多的精力，如果从企业经营管理尤其是企业效益的角度，用女职工多的企业就比用男职工多的企业付出的成本高。 姜俊禄表示，对于社会来说，生育抚养下一代是人类社会繁衍发展的前提，所以政府会用一定的公共政策或法律来调整这个问题。那么保护女职工就业权利的义务是应该由企业承担，个人承担，政府承担，还是全社会承担？我认为应该是全社会共同承担，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推行生育保险，将生育成本社会化，但是这项工作从1994年开始试点，至今仍然困难重重。因为它不是一个全国性的强制险种，很多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不实行这一险种。 呼吁立法反“就业歧视”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洪宇2004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建议”；2005年3月又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建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肯定了周洪宇的建议，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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