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 发布时间： 2003-10-23 作者：朱云川 内容提要：“左”比右好，是我党一以贯之的党性特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这一党性特色，是从“革命的进步力量”比“腐败的落后势力”好的本源定义上说的。对此毛泽东同志早有科学说明。长期以来，囿于狭隘的经验主义立场，我们将“左”与“右”等同于“*斗争”与“经济建设”，并与党内“左倾”和党内“右倾”的概念混淆起来。建国以来，我党正反历史经验教训，不是证明了右比“左”好，恰恰相反，它是“左”比右好党性特色的科学证明。 关键词：“左”比右好、本源定义、拒腐防变、三个代表 公元二000年九月十四日，曾经身为我党高级干部的大腐败分子成克杰，在北京被依法执行死刑，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对成克杰的依法严惩，是当代中国依法治国进程的重大突破，它不仅表明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同时也标志着当代中国转入治理整顿时期的又一次重大战役胜利。腐败分子命运的丧钟已经敲响。事实再次说明，社会腐败永远是中国革命的死敌。无论是谁，只要他敢于腐败变质，或迟或早都会受到代表中国党和人民意志的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 我党的一贯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此，仅仅严惩一个成克杰不是目的，我们是要以此警告一小批人；同时，还要深入剖析成克杰腐败变质的社会思想根源，借以预防和治好其他人可能犯的同一病症，以此挽救一大批人。从成克杰法庭上替自己的辩护理由看，他还没有完全认清自己腐败变质的思想根源。目前，这种思想上的混乱，不仅仅是成克杰一个人的问题，它还严重地表现在党内外不少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思想中，因而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社会思潮，是以很有深入剖析的必要性。lOcalHOsT 一 事实证明，曾经身为我党高级领导干部的成克杰腐败变质的社会思想根源，就是彻底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而奉资产阶级政党的“右比‘左’好”的自由化思想为圭皋。目前，为什么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信奉“右比‘左’好”的错误观点呢？其原因有二：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加紧了“西化”、“分化”的阴谋渗透，这是国际大气候，是外因；二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正反历史经验，从表面上似乎也证明了“右比‘左’好”的观点，但这是建立在对“左”与“右”本源定义重大误解基础上的错误结论，这是国内小气候，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曾几何时，人们讳言“左”与“右”，尤其反感“‘左’比右好”的观点，但在经济建设一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社会腐败却愈演愈烈屡禁难止，致有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等党内大腐败分子相继出现、最终落入人民法网。因此，讳疾忌医终究不是好办法，要根本地解决问题还得从理论的本源定义上找原因才行。 习惯上，我们把革命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同盟军，称为“左”派；而把腐败的落后的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支持者，称为“右”派。什么是本源定义上的“左”与“右”呢？毛泽东同志明确说过：“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因此，“左”就是革命、进步，“右”就是腐败、落后。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与“右”的本源定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建党学说，无不是主要建立在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金权*”腐败基础之上的。八十年前，五四运动爆发和中国*党的相继建立，就充分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时在野的中国*党是“左”派代表，而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是“右”派代表。 一般说来，“左”是新生的、弱小的、幼稚的，但它是代表着世界发展潮流的革命的进步力量；“右”是老于世故、貌似强大的，但却是早已从内部开始僵化、腐败的落后势力。只要暂时幼稚的弱小者勇于学习、勇于进步、勇于革命、勇于斗争、勇于胜利，勇于坚持“韧的战斗”，就一定能够战胜暂时强大的腐败落后者。“柔弱胜强”（毛泽东：《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辩证转化就一定会实现。 其实，“左”与“右”的区别由来已久。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说过：“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换句话说，在和平时期要注重革命先进性，防止党内“右倾”；在战争年代要注重广泛团结性，防止党内“左倾”。圣人坚持自我革命的先进性要求，与一般群众的广泛性要求相统一的原则，而不会苛求一般群众觉悟要达到与圣人同样的高度。 通常，人们却把本源定义的“左”与“右”，与党内的“左倾”与“右倾”混淆起来了。后者实际上是“左之左”（极左为右）、“左之右”（左右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毛泽东：《在中国*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结论〉》，1955年3月）由此可见，即使是党内的“左倾”、“右倾”，也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与“右”本源定义说明的。 历史证明，在战争年代，党内“左倾”容易走向关门主义，“右倾”容易导致投降主义，因此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左倾”（左之左为右）的冒进性。在和平时期，党内“左倾”容易走向空想主义，“右倾”容易导致妥协主义，因此还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右倾”（左之右为中间）的保守性。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 或许有人认为，在和平时期，党内“右倾”是唯一稳妥的守成之道。然而，它只是我们与敌人达成的暂时妥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一切僵死的腐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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