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一把手”腐败问题日益浮出水面，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1990年至1999年，全国查处省部级以上干部24人，厅局级干部19645人，县处级干部17963人；2000年以来，全国查处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21人，厅局级干部727人，县处级干部106667人。以上数据显示，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不仅是党和国家反腐败工作的重心所在，也是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满意不满意的重要衡量尺度之一。特别在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更是以法规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就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主要负责人。 [范文大全文章-https://www.ybask.com 范文大全 帮您找文章]
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主要负责人，在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我从事检察工作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面对社会上许多“一把手”由于经不起考验，抗不住诱惑纷纷落马的现实，聆听着人民群众强烈的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呼声，直面党纪国法对“一把手”监督力度的日益加强。我始终坚信，以健全、规范的制度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效开展，是遏止腐败的最佳办法，而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法制社会的必由之路，是势在必行之举。

一、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的典型特征。

特征一：财务“一支笔”。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的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自称是“党内个体户”，市委常委会他说来就来，说走就走。loCALHosT政府年度计划、财政收支情况、城建计划等，他不在市委常委会上作详细报告，工作部署模糊不清。重大项目以及大块土地批租，都由他自作主张，土地出让金说免就免。
特征二：用人“一言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经常把主管人事工作的负责人找来，当场口述干部任命名单，并安排作为组织部意见提供给书记办公会。1998年12月，王怀忠一次提出75名干部的任命意见，让组织部长作为组织部的意见向书记办公会汇报，对有争议或考察明显不合格的干部，仍强行安排。阜阳市原来两个干部因和王怀忠个人关系密切，王力排众议，安排他们任副市长，后来两人均因受贿被立案查处。而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竟然能“让谁当厅级干部，写个条子就能解决；让谁当处长，打个电话就行”。李真在国税局作风霸道，为了表明不同一般，他为自己配备了3个秘书、两个女服务员和一名在部队服役的警卫人员；他每天上下班，一部电梯不准别人用，只供自己专用；副局长及其以下人员要向李真汇报工作得提前预约，否则，不得进入他的办公室。
特征三：大权“一把抓”。鞍山一名叫周伟的干部向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行贿后，慕便力主举荐他到沈阳任烟草局副局长、局长。在要求省烟草局吸收周当党组成员遭拒绝时，慕狂妄地表示：不给这个职务就不交税。仅此一项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高达上亿元。沈阳市物价局新建办公大楼时不成立基建办，不公开招标，一切都由局长王秀珍和原办公室主任暗箱操作。新楼施工质量差，群众议论纷纷，王勃然大怒：“谁再敢议论，就把他调出去。”而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期间，直接干预土地批租和出让事务，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据有关部门调查，1993年～1999年，阜阳城区共出让国有土地179宗，其中王怀忠利用职务便利，批条子，开协调会，直接插手干预79宗土地出让事务，造成损失上亿元。

二、“一把手”腐败现象的主客观原因。

高检院一位反贪专家面对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曾直言不讳地说：这些腐败“一把手”，用人事权来扶持自己的党羽，且深谙舆论的力量，往往千方百计地“包装”自己，头上耀眼的光环越来越亮，官帽越戴越高，他也就越来越不可一世。人到了这样的程度，再想去监督，也就更难了。这些“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到的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受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不送则办不成事”的怪圈。据此分析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的主客观原因不外乎有三：
一、位置重要，身份特殊。“一把手”是谋划一方发展的过程中，对大政方针的决策起着关键作用。但他们不是恪尽职守，励精图治，带领广大群众努力奋斗，而是凭借“一把手”的特殊位置追名逐利，弄虚作假，搞假繁荣，假政绩，突出表现自己，并以此为敲门砖，图谋个人私利。尤具特色的是，这些身居要害部门的“一把手”，任何一个单位、地区都有一整套规章制度，但往往又都是“贴在墙上，说在嘴上，做做样子，搞搞形式”。如沈阳市物价局共制定出各种规章制度49项计150多条，分别以《加强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和《沈阳市物价局管理制度》汇编成册，并人手一份。然而，这些制度只能约束副局长以下的机关干部，惟独约束不了原“一把手”王秀珍，用物价局机关干部的话说，“各项规章制度对王秀珍仅是一纸空文”而已。正是手中权力的无限制扩张，导致其游离于监督之外，随意侵占和挪用公款，最终成为“阶下囚”。可见， 监督必须以权力、权威为后盾，否则对权力监督就是一句空话。毕竟班子成员、下级和党员群众拥有的权力和权威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格局下是不足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的。
二、权力集中，监督乏力。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说，全国省部级干部有2000多人。但迄今为止，对省部级干部的监管却一直是一个令决策层头疼的问题，很多对下级官员行之有效的监督体制到省一级就失效了，省内的人大、纪检都无法对省部级干部形成有效的监督。
我国现在领导班子结构均是“金字塔”型，位于塔尖上的“一把手”位高权重，长官意志强，一些副职干部习惯于“一把手”拍板，真有意见也不敢提，一怕伤了和气，二怕打击报复对自己前途不利。原本行使监督职能的一些“要害部门”如纪律检查部门、人事组织部门的领导，大多由“一把手”提拔任用，不听话的就频繁“调动”，“要害部门”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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