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达到出口要求，这方面，德国琥珀基金已在我县搞了一块绿色有机食品基地，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化、绿色化试点。涉及的乡镇、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全力支持，争取使之成为全县农业标准化的示范点和带动点。就经济学理论而言，农畜产品替代性较强，形成一个品牌除了光热水土这个基本条件外，规模化、标准化是非常重要的保障。以前我们的农副产品尤其是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由于没有规模化、标准化，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教训。比如河套苹果梨，以其色泽鲜美、口感独特而在八十年代被誉为水果上品，曾预言可以在国宴上取代富士苹果，但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这个品牌没有生产规模和生产标准，效益不断下降，农户为增加产量追施化肥又导致口感变坏，结果使河套苹果梨因科技投入不足，病虫害加剧而淘汰出了市场。再比如华莱士，过去每逢瓜季，河北、北京、山东、宁夏及至广东等省的调运车辆往来不绝，但是由于没有产品标准，瓜农在卖季只讲效益不讲质量，连生带熟一起装车，使产品到达消费地后变味变质，品牌声誉大跌，过去的辉煌难以再现。前车之履，后车之鉴。我觉的，在wto之后，必须高度重视我县乃至河套地区土特产品的规模化、标准化建设。可以说，我们的蕃茄及其加工品、乳肉畜产品、人工种植肉苁蓉、有机南瓜等许多特色农副产品，能否成为龙头品牌，关键是要在规模化、标准化上有大的突破。因此，要进一步明确我县农副产品标准化的建设规划，用2—3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农副产品特别是特色农副产品的标准制定，结束我县农副产品无标生产、无标上市、无标流通的“三无”局面。要加强宣传、分类指导、分步实施，通过标准的强制推行，标准化生产的适当补贴等措施，用5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县普及农副产品标准化。要加强农副产品流通的市场监管，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明确地方特产与一般产品名录，对地方特产的特色农产品严格按生产标准进行流通管理，通过严管保障特色品牌。 三是生产要素布局向集约化转变。推进城镇化，发展一乡一品的特色经济，主要依靠人口、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相对集中。一方面，调整农牧区布局。我县除巴镇外，其他七个乡镇苏木的人口和耕地分别为渡口1.42万人，6.3万亩；补隆淖0.87万人，3.9万亩；协成0.5万人，2.65万亩；隆盛合镇0.91万人，3.91万亩；公地0.55万人，2.45万亩；沙金0.42万人，2.5万亩；哈腾0.48万人，2.07万亩。人口集中程度和土地规模不仅不能满足城镇化、特色化的需要，反而由于人少、地少、供养人员多造成十羊九牧，公共管理成本高，乡级财政负担重；农村牧区学校、卫生院室、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布点过多，利用率低，有限的资源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因此明年要借助撤乡并镇和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乡镇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通过整合、撤并或联合协作形成四个特色区。即渡口特色区，隆盛合、公地特色区，补隆淖、协成特色区和沙金、哈腾特色区。通过整合使每个特色区的人口达到1万人以上，耕地达到4—5万亩以上，初步具备城镇化、特色化、规模化的条件。另一方面，加强巴镇中心区建设。巴镇是县域经济的重心所在，是吸纳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阵地，必须在产业布局上予以倾斜。要大工业立县，依托蒙牛工业园区不断增加入驻企业密度和投资密度，通过合理的产业规划和产业聚集，发挥集群效应。要大项目强县，全力促成2×30万千瓦电厂项目的上马实施，该项目总投资25个亿，对固定资产投资、相关产业和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拉动作用。电厂的建成，不但对财政增收、固定资产投资发挥巨大的支撑作用，而且作为乌达电厂与乌拉山电厂中间位置的电源点，向东可以补充乌拉山电厂的电力，向西支援乌达电厂的电力供应，进而输往阿盟、石嘴山、银川等地，对加强和密切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和交往，提升磴口的地位和形象，有着强大的品牌效应。要服务业活县，利用毗邻乌、鄂、阿三盟市，110国道、丹拉高速公路横贯县境的区位优势，做大做强民族特色餐饮、黄河特色文化、交通运输和商品批零流通等服务业。其中，重点是通过建设专业化的批发和流通市场，成规模、成体系地吸引客商和物流，活流通、旺人气、增税收。 四是乡镇苏木政府职能向服务化转变。现在，乡镇苏木政府还在管着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了之后农牧民有意见的事，有一些甚至还沿袭着人民公社时期的管理职能和办法。这次农牧区税费改革进一步深化之后，乡镇苏木政府的职能也必须随之转变，即从过去的直接抓生产经营、催粮要款，转到维护农村牧区社会稳定，负责农村牧区社会管理、公共事务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引导农村牧区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发展农村牧区社会公益事业上来。在这四大职能中，当前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统分结合，把农村牧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起来。诸如我县亟待发挥作用的蕃茄协会、奶牛协会、肉羊协会以及农产品流通协会等。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从八十年代初期以来，我们确立了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并以二轮土地承包进一步稳定了这一基本的经营制度。从实践来看，家庭经营层面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广大农户和家庭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调动；但是另外一层，即社会化服务，统的这一层却非常薄弱。农牧区集体经济基本上没有了，新的专业合作组织又没有建立起来，在为农牧民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有的即使成立了一些协会、组织，也大多是图有虚名。可以说，原来设想的双层经营基本上只剩下农户这一层，从而造成“三农”问题在生产领域集中表现为“两低一高”，即劳动生产率低、组织化程度低、市场风险高。从长远看，如果没有运转高效的各类农牧合作组织，将来的城镇化、标准化、有组织的劳务输出等新思路、新举措都会失去依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农牧区只要解决了社会化服务这个问题，就能极大地凝聚农牧民的向心力、信任力，有组织的土地规模经营、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公共事业“一事一议”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从而也才能真正做到还权市场、放权市场，使乡镇苏木政府职能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根本性转变。但是，这种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是靠过去那套合作社、大锅饭，而是要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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