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程序，人大对检察机关的权力监督难以体现和实现。这一观点忽略了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广泛代表意义上的社会监督，绝对化了人大监督作用层面，从而使人民监督员产生的范围变窄，成了一个特定群体的监督，失去了制度包涵的民众层面意义。建议对人员结构上可以以地市级检察机关为单位，调控总体比率，采用“四三三”办法，对人大代表取其民众代表性，在人民监督员组成中占40%，对政协委员可以取其参政议政特点，占30%，群众团体、社区等其他人员占30%，既保障和强化人大代表的监督权，也实现了检察机关接受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有机结合。
（二）将监督模式统一更改为事后监督
人民监督员所监督的“三类案件”中除了对不服逮捕决定的监督是事后监督外，另两类都是事中监督，采取听证的方式进行，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形成决议。这种做法类似于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检察机关的人民监督员与法院的人民陪审员不同，后者发表的意见属于审判程序中民主集中，其个人意见对合议意见产生影响，检察权的司法属性要求人民监督员会议的审查应为事后审查，即对检察长或者检委会的生效决定提起对案件处理的监督程序，而不能因为监督活动可能对检察侦查和公诉带来负面作用和障碍，从而影响检察机关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同时，我们在建立制度时也不能疏忽受该制度影响的相对人的权益，避免因审查期限需要而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不能及时保护。《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不得因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而超过法定办案期限。在法定办案期限届满前案件监督工作仍未完毕的，承办案件部门应当根据案件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提请检察长批准，依法撤销或变更强制措施”。从高检院公布的数据看，截止2004年

5月，各试点院共监督结案871件，其中不服逮捕的79件，拟撤销案件的275件，拟不起诉的517件。人民监督员表决同意检察机关拟定意见的781件，占90％，不同意的90件，占10％。尽管《办法》第三十三条已作出规定不得超过法定办案期限，但监督程序的事中审查还是可能会对相对人权益造成影响，使相对人的可预期权益因“遭遇”监督程序的介入而延后。人民监督员制度采用事后救济渠道不受期限制约，相对人的预期权益不受侵犯，监督的范围将更广泛、过程更细致，同样可以达到制约和监督检察机关的效果，更有利于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三）保密义务规定的完善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符合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原则规定，但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相比，还缺乏上位法的明确具体规定支持。人民监督员的保密义务仅有《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监督工作，应当保守秘密，不得泄露评议表决情况；不得对其他人民监督员施加不正当影响；不得私自会见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规定》中对人民监督员的罚则有第三十二条相关规定，但两个条款没有明确相互指引关系。按照法律规定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有权了解案情的只能是特定人员，人民监督员以其特殊身份介入到案件处理过程当中，按照《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享有阅卷、旁听讯问、询问、质询等权利，掌握了案件相关信息，特别是对不服逮捕决定的监督提起正处于侦查阶段，不利于案件侦查保密要求。人民监督员的本体是社会人员，来自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不采取法律措施加以义务限制，那么无疑会造成新类型的司法腐败。建议应当参照对侦查工作人员的保密要求，在立法上作出完善，建立相应的问责制，以保障对犯罪的有效追究。实践中还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检察机关的各种专项清理、检察长接待日及对检察机关的内部管理实行征求意见等活动，带动其自觉进入检察工作角色，以增强工作责任感，树立保密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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