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历史发展脉络。
1.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提出：早在1949年1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同志就在司法训练班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治，我们需要我们的法治。”○13然而，其对法治的进一步内涵并未申明。
2.从毛泽东同志到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的异同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他早年的“民本”思想，到他晚年的“群治”思想等，“人民”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他民主观的核心内容。1957年后其群治思想为主的，以“大鸣

”、“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重要方式和手段的“大民主”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使“文化大革命”既革“文化命”，又革“民主命”，还革“法制命”的大灾难，忽视了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以及它作为一种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目标性机制的重大作用，仅把其当作一种手段。○14由于这些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1978年以前在“现代性”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1978年以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主要的理论指导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理论，赋予了民主以极高的地位和价值，鲜明地指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断，并有效解决和恢复了民主应有的价值和地位，“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5在邓小平的“民主立国论”和“法制权威论”○16的民主法治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此后，对宪法进行了多次修正，并出台了大量刑事、民事、经济的法律法规，立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政府机构不断进行机构调整，司法机关不断加强法律的监督工作，使得公民的权利意识得以觉醒，对权力的制约、制衡得到初步的加强。
3．十五大“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实践
邓小平同志找到了“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道路，但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一时代的使命和艰巨任务，历史的落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全国人民的身上。1997年7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于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予以确定。“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转变”。○17这预示者：中国将依靠政府的推进，辅之以社会（民间）的力量，走向法制化（法治化）的道路。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从传统法制到现代化法制的发展过程，其具有下列特征：以非人格化的权威及规则否定人格化的权威，法律规则的肯定性、明确性和普遍性，法律规则的连续性、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完备和统一，法律职业的中立性，司法过程的公开性、程序性。从现代法制的价值合理性及价值标准来看，具有：维护自由、平等、正义，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平衡。○18社会主义法治的推进也应以法制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为依托，在对“传统性”和“西化”的突破上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四、从法制到法治——历史性的飞跃
（一）现代性向传统的突破。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某些程度上要依托本土的法制传统。在我国历史发展中，一直未出现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法制的“专制”，使人民从心理上疏远了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词语。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虽然主张走法治之路，但终是自觉不自觉的蒙上“人治”的色彩，文革的十年浩劫，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打上了值得警示和反思的烙印。然而，近二十年的法制建设为“法制”向“法治”的跨越准备了基本备件，如法制体系的基本形成，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法学界在立法中的广泛参与，国家领导人思想的大转变等等。
1.对“人治”之彻底否定
“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一个或一批权威人士来推行的政治。”○19人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强人政治。在统治者足够强大的时候，其统治的社会可能是一种有序、安定的社会。然而，再强大的人也有不强大的时候，再聪明智慧的人也有糊涂失策的时候。因此，一治一乱是人治造成的必然结果。由于“法制”侧重于静态法律制度的描述，虽然也有动态的内涵，但其终未排斥人治的成分。所以，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中，出现了领导人意志的绝对权威，而造成众所周知的许多恶果。“法制”与“法治”虽一词之差，但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治”，在国家的治理方式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对“德治”的重新定位。
“所谓德治，指的是主要依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及爱利民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20德治是一种柔性的治国方略：它建立在一套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伦理和道德规范也是柔性的、劝导性的；其维系手段也是柔性的，即主要依靠社会教育、风俗环境熏陶、道德榜样感染、社会舆论及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内在信念加以推行。而法治则是一种刚性的治国方略：法律规范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是不允许逾越的，因而是刚性的；其推行的方式和手段靠的是外在的强制，也是刚性的。可以看出，法治与德治作为两中不同的社会治理方略，各有其特点。
在我国，“德治”思想有着深厚的人文背景。孔孟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其本质要求统治者要爱人，方能使国家大治。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的方略后，江泽民同志紧接着又提出“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将“德治”与‘法治’联系在一起，两种治国方略并用，以“法治”为主，以“德治”为辅。这既是对“德治”新形势下的重新定位，同时也是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从“法制”到“法治”的又一突破。
3.对党的领导方式的显著调整。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无从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在国家的政权得以稳固以后，如果将党的地位再置于法律之上，那么难免会出现唯党的意志是从的局面，长官意志将成为最终的权威，发展的结果是党内部的严重腐化，苏共的发展结果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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