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民间社会之间的中介力量，有的认为乡绅应该与城绅相对应，乡绅就是乡居的士绅；有的指出，传统士绅的主体就是从国家获得特殊身份的地方知识精英，他们与国家政权关系密切。可以说，在北伐战争以前，实际上是土豪劣绅及传统士绅这些旧乡绅控制了乡村社会。直至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随着旧乡绅被打倒，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新乡绅才逐渐取代旧乡绅而成为乡村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早在1929年，中共文献就指出与旧豪绅相区别的新豪绅，其实也就是以接受新式教育为特征

的新乡绅，其主体正是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掌权者演化而来。（7） 新乡绅的兴起，与国民党强化基层政权，建立区乡镇政权机构，强化联保等准权力机构，造成国家权力在乡村基层社会的扩张有密切关系。与20世纪20-30年代乡村革命所打倒的，不具官僚身份，属于一种为官府所依靠的民间豪强势力的土豪劣绅不同，新乡绅担当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县区乡镇长、联保主任等，大都接受过中等或高等的新式教育。在行为特征上，土豪劣绅行为往往不受国家权力约束，甚至抗拒国家权力的制约和渗透。新乡绅则代表着国民党政权力量向乡村宗族社会扩张，与国民党政权保持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形成了民族为纲而家族为目的新理念。在宗族观念上，新乡绅保持了某种儒家的政治态度，但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相号召，强调国家与宗族的连贯，甚至设计某些宗族制度改良，以期适应近代发展的潮流。如制订新家法，组织农业合作社，制订合作社章程，提倡新族学，担任新族学校董并使之成为新乡绅民间身份的主要标志等。这表明了在国民政府意识形态影响下，新乡绅作为乡村宗族社会改良的政治力量，以国家统一意识形态连贯国家政权与乡村宗族，以保持社会的大一统局面，实现国家对乡村宗族的有效控制的积极一面。（8） 比较而言，旧乡绅具有国家赋予的身份特权，新乡绅却多是基层政权的实际掌权者，与国家基层政权关系的亲密度远高于旧乡绅，基本上控制了乡村；旧乡绅是伦理道德的化身与代表，多有赡济宗族的行为，新乡绅则多热衷于钻营官场与敛积更多的个人财富，其乡村宗族的道义性权威低于旧乡绅。但因儒家文化的深厚影响，新乡绅也多有着儒家家族情怀，并与国民党官方越来越浓厚的儒家色彩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痛诋新文化及其冲击下的社会变迁，主张以儒家文化重构国家家族新秩序，具有一定的统制乡村宗族的内在道义权威。（9） 二、当代农村红乡绅的构成与重要作用 回顾历史，可见乡绅是古代以至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重要阶层。他们的权力、资本和社会地位，不仅仅是古代皇权默许甚至授予的，或近代国家基层政权授予的，同时也是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家文化的认同，在上层政权不容易支配到的乡村社会里，负起率民为善的教化责任，补充了地方行政的不足，从乡村的宗族、家族、民众那里打下较广泛民众基础的结果。探讨新旧乡绅的特点，研究近代国家政权力量与乡村宗族、文化传统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解析乡绅现象，解决目前的三农困境。 观察当今，农村是否存在着既近似于又有别于以往乡绅阶层的新兴乡绅——“红乡绅”？这只要深入了解农村现状就可以清楚。“绅士”的本意原是指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的人。（10）如果我们综合考察新旧乡绅的历史功过，承认其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福乡里的历史贡献，重视其主导乡间舆论与阐释国家政策的桥梁作用和正负后果，不受历史上对“乡绅”定义的贬义或褒义影响，只是把“乡绅”作为一种拥有经济资本、政治影响、文化水平、社会资源的优势，在当今农村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具有基层的政治权力，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以及具有乡村的国家主流文化的解释权，需要予以关注、培育和引导的重要阶层的代名词，那么，红乡绅阶层的存在与作用，就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社会主义农村的红乡绅，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乡镇党政部门与村委会里有政治资本的党政干部，及其亲属；有功勋荣誉、海外关系、上层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的乡村退休官员、复退军人、知名人士、乡镇村民及其家属等一批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受过专业训练立志回乡发展，有文化资本、独到眼光和较高技能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村首先富裕起来的有经济资本的乡镇民营企业家，外出经商、创业、务工致富的返乡农民等。其共同的特征是，有中等或高等文化程度和较丰富的社会经验；有较高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较宽广的文化视野；有一定的基层组织的权力或支配这些权力的社会影响力；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多的致富门道与社会资源；有代表民意肯定或批评地方决策的乡间舆论话语权；有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较为一致的官方或准官方的立场。 由此可见，红乡绅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所起的乡村发展的中坚作用已不容忽视。目前，我党的历史任务随时代的发展，人民的需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以往依靠无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贫困农民，奋起推翻旧政权，分配土地，解放生产力，变成了今天依靠掌握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有益人民的中坚阶层，改革优化新政权，发展生产力，建设和谐小康社会，以实现中华民族振兴，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伟大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育好主导农村的新兴力量——红乡绅阶层。这首先需要发挥他们文化程度较高，社会经验较丰富，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和文化视野较宽广的优势，借助现代大众传媒的强势手段，引导他们学习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国情和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理解和认同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将以人为本，科学执政的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次要发挥他们掌握了乡间话语权的优势，消除其内部对党和国家深化改革，改变农村基层腐败现象与落后观念的疑虑，坚定不移地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其三要发挥他们拥有基层组织的权力与左右这些权力的社会影响力、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多的致富门道与社会资源的优势，引导并支持他们由发家致富转向共同富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的骨干力量和中坚阶层。 总而言之，只有从“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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