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2004年，中央决定在前几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并在5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这一做法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取消农业税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要义之一是公平正义。向农民征收农业税是不公正的，更谈不上正义。纳税的本质是公民向政府“购买”政府的公共服务，而中国农民从政府得到的公共服务远远少于城市居民。大量农民事实上没有得到政府的公共服务。 而另一方面农民却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收益”，例如良好环境、廉价食物和战略物资等。为此，政府本来应该向农民提供补偿，而不是要他们纳税。当农民收入提高以后，他们从政府获得公共服务会增加，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要向政府交纳所得税，而所得税与农业税根本是两回事。 其次，取消农业税是缓减农村社会矛盾的需要。以往的经验证明，在农业税存在的情况下，因为农民社会在结构上的缺陷，地方政府事实上向农民征收过多的税费，中央政府常常无法对地方政府实行节制，产生了农民的极大抱怨，也引起政令不统一的危机。取消农业税，来一个釜底抽薪，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最后，取消农业税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需要。农民收入水平本来很低，农民积累能力很弱，农产品市场又往往是买方市场，农业的风险很大，总体上说，农业是一个不挣钱的行业。政府取消农业税，并给予可能的补贴，提高一点农民的积累能力，无疑会推动农业的成长。取消农业税并给农民种粮提供补贴，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中国开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反哺农业的政策已经初露端倪。lOCaLhOst 党国英指出，有些人对取消农业税存在一些疑虑，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担心庞大的乡村债务没有办法解决。当然，取消农业税之后，一些地方的债务压力会加剧，全国乡村两级债务达数千亿元。但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关键是不能发生新的债务。旧债务可以在中央、地方和乡村几个级别的财政上分开来负担。 二是担心农村公共品的供应能力会下降，农民将得不到很好的公共服务。公共品的供给当然需要政府，但不一定需要一个大政府。大量的公共事务在民间组织那里也可以处理。取消农业税引发的乡镇改革并不见得不要政府，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如何产生，职能如何确定。民间组织不需要农民纳税，职能和产生方式变化以后，政府不见得要花多少钱才能运转。不能把教育方面花的钱看作是政府自身花的钱，教育、医疗、防疫和部分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应该依靠更高层次的政府财政。 三是担心农民的纳税意识的丧失。公民纳税，是对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一种费用。只是因为征税成本的因素以及现代社会的某种价值观的影响，公民的纳税数量与他享受到的公共品数量常常不成比例。但如果一国的公民太穷，纵使他们有纳税意识，收税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现代国家在设置收入税时总会确定一个起征点，使穷人不去纳税。 概言之，我们没必要担心农民缺乏纳税意识。如果以后农民的经营规模扩大，农业收益提高，征收农民的所得税有了可能性，农民自然会交纳所得税。法律的力量由不得农民不交这个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