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将不为其办理任何手续，否则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此外，一些基层干部腐败现象严重，进一步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农民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此外，基层政府机构臃肿，人员严重超编，带来巨大的人头费和组织运行费用等开支需求，给地方财政带来了极大困难，也为三乱现象的出现埋下了隐患。 二、农民负担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尽管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直接原因多种多样，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农民负担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1、体制不完善 就农业内部体制而言，主要是农村分配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农民负担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分配关系问题。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体制以后，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的都是自己的逐渐成了农业中的一种基本分配模式。由于这种分配模式从根本上否定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对调动农民积极性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

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产权不明晰，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利益分配关系没有理顺，界定不清，界限不明，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机构便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代表的身份，凭借法律或中央赋予的权力，乘工作之便，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利用农民对国家交够、对集体留足的承诺，提出诸多有可能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有时对属于本身工作范围内不应收费的业务活动，也强行向农民乱收费，或者搭车收费，致使自上而下的侵权行为时有发生。此外，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农村集体产权的独立性认识不足，通过行政手段向农民伸手，加重了农民负担。 就农业外部体制而言，财税管理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的不完善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制度原因。1994年国家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但由于此项改革并没有完全跳出财政包干体制的圈子，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加上政府机构严重超编、行为不规范、缺乏约束机制、部门利益膨胀等原因，不少地方政府往往不得不通过增加预算外收入，来满足对资金的需求。在很多地方，尤其是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还没有摆脱外延型经济发展的模式。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刺激了地方政府追求资本原始积累和争上项目的强烈欲望。加上自上而下的政府和部门进行的不切合实际的逐级考核制度，客观上使乡镇政府不能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自主地决定其资本积累速度和发展目标，而往往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发展计划，迫使基层政府和乡村集体组织，不得不依靠落后的农业和低收入的农民，去实现这些不切合实际的发展目标，导致一些政府部门侵占已经形成的农村集体资产，并想方设法多参与分配农民的农业生产剩余。一些基层干部一味追求政绩，急功近利，不考虑财力和农民心理及经济承受能力，大搞脱离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劳民伤财，损害了农民利益，加重了农民负担。 2、政策不落实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自1991年12月国务院发布第92号令《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到现在已经有十多个年头。这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先后颁布了30多项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中央各部委也发出了40多个有关治理整顿农民负担的文件，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如果政策能够切实得到执行，完全到位，农民的负担问题也不至于如此严重。例如，政府再三强调，要将三提五统控制在农民上年人均纯收的5%以内。这本是一种控制性指标，或者说是上限，但有的人却将此视为标准。于是就高扒面高估甚至虚报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本来，农业生产具有自然和经济双重风险，在因自然灾害减产减收，或因农产品价格下降而减收的情况下，按有关政策规定，本应减少农民的负担，但往往难以落实。再以农民负担卡为例：有关政策要求4月底必须发入到农民手中，但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到7月份，领到农民负担卡的农户仅有58.86%，未领到负担卡的有16.11%，而反映从来没有发过农民负担卡的农户竟高达21.90%。 3、法制不健全 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我国出台的政策多，而立法则太少。从本质上讲，政策与法律有着相同的价值取向，代表着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党和政府发展、调控和保护农业的重要工具，农民也可以从政策与法律中分别享有政策性权益和法律性权益。但由于制定政策和法律的主体和程序不同，二者的作用和效力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政策具有较强的原则性，而法律则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根据政策，农民可以享有诸多的政策性权益，但对于如何实现权益，往往缺乏明确的规定，从而使这些权益带有极大的原则性；法律不仅赋予了农民诸多的法律性权益，而且还为确保权益的实现，具体规定了相应的行为规范。其次，政策具有相对的松紧性，而法律则有严格的强制性。对于政策，人们理应执行，但在实践中，许多政策执行与不执行、执行得好与不好，除了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依据外，很少有责任性规范，很少有规范性的依据去追究违反政策行为人的责任。与政策不同的是，法律具有严格的强制性，一经颁布实施，社会成员都应毫无条件地予以遵守，在法律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仅有政策是不够的。建国以来，我国颁发了一系列涉农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在规定农民承担一些特殊于其他社会阶层成员义务的同时，也规定了许多农民所享有的一些有别于其他社会阶层成员的特殊权益。但无论是法律保障的范围，还是法律保障的力度，农民所得到的保障远远少于社会的其他阶层。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多次作出决定，发出通知，但由于这些决定和通知中缺乏具体的责任性规范，因而实践中增加农民负担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 4、监管不得力 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管不得力，无疑是造成农民负担长期减不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要使政策落到实处，要使法律发挥威力，必须以强有力的监管为保障后盾。并且，这种强有力的监督必须是全方位的，既要有政府职能部门以政策为依据的行政监督，也要有司法部门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监督，还要有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的社会舆论监督和以基本权利为基础的群众监督。以上各方面的监督，各有其发挥作用的机制，是缺一不可的，否则，不可能形成一个完善的监督机制。由于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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