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化的途径进行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平心而论，在中国特定的权威体制下，现实的*约束条件，应该是考虑中国民主化过程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在中国执政层看来，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仿效西方的民主化，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无政府状态。对此，人们应予以充分同情的理解。然而，另一方面，中国走向符合中国特色的民主又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家获得民众持续支持与认可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众所周知，从世界范围与历史来看，发展民主*，是一个民族真正走向富强并享有高质量的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有效防范腐败与扩大民众参与的必由之路。
质言之，一方面，人们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情与*约束条件，对民主化抱相当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历史趋势又要求中国人稳妥地进行民主制度创新。正是基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值得考虑的思考路径是，要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推行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过程中，获取关于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方式的有益启示。是否能审时度势，在各种改革模式间进行合理的取舍，并在*稳定的条件下完成向民主*的转型，则未来二十年中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由于简单地采用以上三种模式的任何一种，都有其客观的困难与矛盾。在这一限定条件下，不应该有先定的模式与兰本，也不应先验地以某种概念为标准，来制定中国的民主发展计划。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应该是，以解决直接面对的问题为主，通过“就事论事，点滴改良”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民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中国民主制度发展的问题上，在碰到具体问题时，想一些临时性的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发现问题再停下来，看一看实施效果，走好了，再向前走一步，走不好，再退回来。试试其他办法。通过这种不断试错的办法，步步为营，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缓进待机，从中逐渐开出一条新路来。可以说，这是一种包含着保守主义与经验论哲学智慧的、自觉排斥建构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设计的思考路径。它渗透着一种对理性建构设计的怀疑主义精神，但它却不拒绝经验中的试错，而是努力通过这种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点滴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制度创新。这是一种以直接应对现存问题为导向的试错模式。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试错模式在*领域的延伸。它包含着对现实*约束条件的充分尊重，包含着对没有在历史经验中尝试过的新的*整合方式的持重与谨慎，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权威主义的条件下有可能开出新的路径来。
中国如何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建立起某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又能有效地防止官员腐败的制度？作者认为，中国民主*发展，可以考虑在遵循以下五个原则的基础上，来思量民主在中国推行的必要性与时机。
首先，是有用性原则，即某项民主制度创新在功能上可以取代失效的旧制度，当执政层认识到，当某种民主制度创新比现行制度更为有效，也更完善时，他们就会有更强的制度新的内在驱动力。
其次，是安全性原则，更具体地说，某项具体的制度创新，应对现行*秩序是安全的，相对而言是低风险性的，不应引发对现存秩序与执政地位的*挑战的。
第三，是可控性原则，为了达到安全性，因而在在*的实际操作上也是可控的，可以放开，又可以收回，发生问题可以补救，而不致于没有退路。
第四，是可行性原则，这一制度创新也应该是现行体制内可行的，即可以在体制内推行而不致于引起结构冲突，不致与现行体制发生剧烈排异现象。例如，它是可以作为现行制度的补充而存在的。这就比较具有可行性。
第五，是合法性原则。民主制度创新在现行意识形态上必须合法的。即意识形态上是可以找到根据的，不致于被更保守的虽然已经边缘化的挑战者指责为偏离基本原则的。
概括地说，这就是民主创新的有用性、低风险性、可控性、可行性、合法性。这五项原则为中国在现阶段的*约束条件下走向民主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更具体地说，只有这样一些基本原则，才能满足非危机条件下的执政者走向民主化启动的初始条件。改革只有在*精英的心理承受条件约束下才有可能启动。正因为如此，它可以成为中国权威*走向民主制度创新阶段的基本思考路径。虽然这一条件下的民主制度创新是相当有限的，它固然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民主*的高标准要求与期盼，但至少在*发展过程的初期，它可以起到保持稳定的作用。引用一句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老祖宗的格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信心的中国人，有理由对中国民主发展的未来表示出某种谨慎的乐观。人们有理由认为，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社会自由流动，它给予中国人的自由，将是民主*的工作母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多元化，以及契约性的游戏规则越来越得到公民的认同，将是中国人学习民主秩序的最基本训练所。一方面，充分享受到自由经济好处的城市新中产阶级，会成为民主*的更积极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农村民众的切身的利益，也使他们对乡村自治持更积极的态度。而主政者在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原则支配的情况下，更多地会从工具意义上，从功能意义上对民主化过程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在现行秩序“低*风险”的情况下，中国人会从功利意义上，而不是价值理性的意义上，来重新考虑中国民主建设的前景问题。
自上世纪在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已经摆脱了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的教条派的两极*冲突的困扰，今后中国的民主发展较少受到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影响，民主日益成为人们改善生活质量的切实需要。民主创新固然有种种困难，它需要人们积极争取，它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还在地平线上，但并不是空中楼阁，中国的航船总是在渐渐接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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