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说是，还要说明为什么说是；不仅要做到说不，还要说明为什么说不。说理应避免套话、空话，做到说理充分，使当事人能够深入了解法庭对证据采信与否的明白至了的道理。
充分说理、说好理，就要求法官具有相当的证据法则理论素养，而不是机械地照搬照套其他判决的说理内容。每个案件的情况不尽相同，证据以及证据与证据之间的组合（印证）情况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审判人员结合具体案件的证据情况，适当地适用证据法则及相关理论，对认证的结果加以说明。
4、认证和说理应注意照应。
认证需要说理，说理应针对认证。根据不同的证据类型和具体情况作相应说理时，要注意所阐述的理由是该证据所需的适格的理由，不能发生“张冠李戴”现象，即看起来似乎是说理了，但却不是针对所认定的证据的。同时，说理应当用语简炼，逻辑严谨，不能自相矛盾。对类型相同、情况相似的证据所作的认定，其理由应当保持一致，即适用同等对待的观点进行评判。这也是说理对认证的照应。为使说理能更好地照应认证，审判人员应对证据法则及相关理论了然于胸，深领其意，这样才不会发生证据情况相同，认证结果却不同的情况。对一时不能说明认证理由的，最好不要当庭强行认证，待庭后查阅有关知识后再行认证，并在法律文书中加之阐明，以免发生看似说理却实为不讲理的结果。因此，当庭认证不仅要根据证据的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处理，也不可因强调当庭认证而勉强为之。
5、对认证后果的照应。
对证据的认定经当庭作出后，原则上不宜更改，但不排除随后发现错误或因其他情况需要更改，因此要作出留有余地的照应，即在不当庭宣判的情况下，向当事人说明当庭对证据所作的认定为初步认定，最终认定以法律文书中的认定为准。
当庭认证主要为了当庭宣判，但在目前审判实践中，对法律文书的审批情况仍然存在，审判长、庭长对法律文书的审批又不局限于对文理的审查把关，而是拓展到了对案件的实体处理进行审查，很多时侯会提出不同于主审人的意见并要求主审人照办。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存在着“审判长负责制”和“庭长负责制”之类的责任制，他们因从自身的责任考虑，不得不对案件的实体予以审查。这就要求审判人员（一般为适用简易程序的审判人员）在当庭认证时不能把话说死，应留有变通的余地。
四、民事诉讼当庭认证的问题及对策。
1、对当庭认证的要求应因人而异。
由于现阶段的审判人员的来源很广泛，在审判业务素质（特别是对法的理性认识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对当庭认证，不能“一刀切”地要求。最好从实际出发，根据各审判人员具体的业务素质，作不同的要求。较好的办法应当是鼓励审判人员去做，而不是强行要求他们去做。当庭认证是脑力劳动，不是体力劳动，采取硬性规定的办法，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由于流于形式、不得其解的搬弄，得出事与愿违的结果。
2、实事求是地适用程序。
根据目前法院审判人员整体的素质状况，过份强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对当庭认证和当庭宣判没有好处。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当庭认证、当庭宣判对提高审判效率的作用，在确定案件审理程序时，应根据阅卷情况先初步判断难易程度，再交由相应的审判人员和审判组织承办。审理中发现案情复杂了，难度增加了，应及时组成合议庭审理。
3、切实落实审判权到位。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将审判权落实到每个审判组织（特别是独任审判庭），将存在着审判人员之间由于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上存在很大差异的难题；如果不放权，改由个人审批，又有违有关法律关于审判组织权限的规定。但既然目前已提出当庭认证和当庭宣判的要求，则应当赋予具体审判组织以切实可行的裁判权限，力避个人审批制度，以免审判人员在当庭作出认证时的后顾心理。
4、加强专门证据法则（法律、法典）的制定。
作为以成文法为主的中华法系国家，法官的“自由心证”是受到限制的。因此，作为法官认证依据的证据法则（法律、法典）就当及早被制定和完善，以便统一认证理念和认证标准，更好地维护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五、尾述。
民事诉讼的当庭认证绝不是审判工作实践中可以与其他因素独立开来的因素。在考虑当庭认证（包括当庭宣判）时，应当根据我们目前的审判工作制度和审判人员的业务能力具体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作出相应的规定。
从发展趋势上看，当庭认证和当庭宣判必将成为未来审判工作的主流，也是符合我国多年审判实践成功经验的。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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