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的;第二点,如果说80年代的改革也涉及到格局的调整的话,那么这个调整是一个过程,到了90年代调整出来的格局开始定型化了,开始定型化为一种社会结构,这是90年代和80年代不同的一点;第三个背景是全球化的趋势以中国更深入的加入全球化的过程,这一点我就不多讲了。
第三个大问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这种变化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第一,社会资源的配制格局的变化。我们在分析社会结构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社会结构和资源的关系,社会学讲资源的时候比经济学讲的范围要大,它讲的是三种,第一种是经济资源,第二种是*资源,就是权利,第三种社会资源,社会的威望,社会地位等等,最后两个人们容易忽视,其实这三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文革时期,我们把知识分子叫"臭老九",他们*地位很低,经济地位不低了,他一个月30、40块,而一个二级技工也就那么多。社会地位呢?社会地位就是受到人们尊重的程度,这其实非常好说。比如说问一个女青年说你找对象是找一个大学生,还是找一个二级工,*工?我们就能判断出来了,这就说明这几个资源在社会当中不处于同样的状况。我们对比一下80年代和90年代是非常有意思,你看这种资源怎么分。这三种资源有两种分法,一种是"一体化的分配",你这个多那个也多,这个少那个也少,经济地位高、*地位也高,社会地位也高。还有一种分法是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这种是分配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大家去想一想,80年代的社会特点是什么?概括为"普遍的不平衡感",实际上是一个满意和不满意的一个标志。那时候万元户比二级工、*工、机关干部牛,他说你牛什么,一个月不就七八十来块钱,机关干部不平衡了,我是机关干部,你有什么?不就一个月有俩臭钱吗?你看我到哪儿都是铁饭碗!万元户也不平衡了;知识分子呢?他的*地位提高了,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啊,但是他就是穷,所以他也不平衡。甚至有一段时间农民也觉得有一点自豪感了,农民的生活增长很快。90年代,还是不平衡感吗?不是了,普遍的不平衡感转变成一部分群体的严重的挫折感。就要经过这10年的演变,(我们说不平衡感总有自豪的一面,有不满的一面),但是到了90年代普遍的不平衡感没有了,你说农民工他也什么可牛的?对这些人来说不是一个不平衡的问题,就是社会资源分配的大量变化,80年代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到了90年代资源你要有就都有,你要没有就几乎一无所有,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部分群体的严重的挫折感,这个社会现象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分析这个社会结构的时候,必须要对这个社会的资源配制给予很多的重视。我们概括起来说,90年代和80年代资源配备发生的变化(概括出来可以这么说,如果用一种稍微朦胧的眼光来看的话),80年代是一般资源扩散的年代,90年代以来是一个资源重新集聚的年代。
在改革前,中国社会的资源基本上掌握在国家的手里,那时候资源高度集中,但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使得市场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资源的配置的方式,这种新的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的出现,导致了原来由国家集中控制的资源通过市场这种毛细管逐步向外扩散。所以你能够看到的80年代的社会资源在逐步不断向社会各个角落扩散的过程,到了90年代,扩散到社会各个角落的资源又开始往社会中心来集聚。整个来说,从整个社会向东部集聚。整体上这个的资源主要聚集到东部沿海一带,而又从各东部沿海地区向城市集聚,在所有的城市当中向大城市集聚,在大城市当中向省会以上的城市集聚,在省会以上的城市当中向北京、上海集聚,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当中向少数群体集聚。有一个报道说上海近年来为了美化市容从农村买了17万棵大树,叫"大树进城运动",就说农村的树长得好看一点就不配了,得搬到城市中来,有的是长了几百年的大树,在这个折腾过程当中死了一大半。农村的地好一点,城市说我要发展,要征为建设用地,农村的水要干净一点,城市人说我要喝,把这里建一个水库,你不要用了;然后说树好看一点,你别在这里,在这里浪费,移栽到城市里去,甚至还有人哪怕农村的姑娘好看一点,他也要弄到城市里去。我们看到资源从扩散到集聚的这样一个过程,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有非常重要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在80年代资源扩散的年代,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有:第一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社会边缘的人在改革当中最早受益,觉得这改革还真有点富裕的样子,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在农村承包责任制,粮食价格提高,农民得到了好处;城市当中最早得到好处的是个体经营户,个体经营户他们都是没有门路的人,有点门路的都进了国有企业,进了机关了,没本门路的人就自己去谋一点生机,他们就最早富起来,他们开始先富起来都是从山上下来,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是社会最边缘的人;第二,社会的边缘地带特别是农村和小城镇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最早农村发生变化,资源释放出来了,但是城市的改革还没有进行,于是资源流向了农村,出现了乡城的工业,乡城工业就推动了小城镇的繁荣,形成了农村和乡镇的繁荣;第三个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支配资源,成为主体,这个时候基层社会出现了活力,过去再大一个工厂,构不成一个企业,实际上是一个车间,因为他不能完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活动;但是通过放权让利的改革,企业也好,基层政府也好,有了可支配的资源。我原来有一次和北大校长谈住房问题,他就发牢骚说,别看我是一个校长,我连批建一个厕所的权力也没有。现在好了,放权让利,你建八个厕所都没有人管你。过去一个学校只有一个账号,现在每个系有一个账号,从账号中就可以看出基层的主体、活跃性的增强。但是到了90年代形势发生了逆势,第一个贫富差距扩大,这是社会公认的事实。第二就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敝。
我们现在的农村和80年代可不是一个农村,很多地方比80年代破败得多。我们每年"五.一"要举行大型联欢会,去年"五.一"的时候我听彭丽媛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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