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主义民主*系统中，成为不可分割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是内容的重大性。从宪法、法律和中国*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的规定来看，人大的决定和地方党委的决策，都是针对一个地区事关*、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决策。地方党委是一个地区核心领导，它不可能也不必要对大量的琐碎的社会事务进行研究决策，而是着眼于影响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同样，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党委的领导下，把党委意图、主张，依照法定程序，变成一个地区的国家意志，这也必然是对涉及本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事项作出决定。从各地人大常委会对于决定权行使的实践看，人大只有关注一个地区国计民生的大事，才能树立起人大的权威，才能不断增强人大的影响力。
三是程序的严格性。无论是党委，还是人大，对重大事项作出决策、决定，都有严格的程序要求，程序是规范权力行使的必要保障。地方党委决策议事程序，总体上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贯彻“四个服从”的组织原则；有的地方则规定得更为详细，涉及到议题确定、材料准备、会议时间、酝酿意见、会议讨论、表决等等方面。虽然目前各级党委党内*生活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决策议事机制日趋严格规范是个大趋势。同样，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中具有严格的程序性要求。有的学者认为，离开了程序，法律的公平正义便无从谈起。人大是法律制定者，更是法律维护者。在行使决定权中，严格执行党的领导、集体行权、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等原则，从议案提出、列入、初审、审议、表决通过等方面，具有规范的程序性。严格的程序性，是党委和人大决策、决定时必须遵循的准则。
三、党委决策权和人大决定权的不同集中反映了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权力性质上的差异。
我国是*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的领导无处不在。如何驾驭国家政权、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使之符合党的总路线、方针、政策，是党的工作既定的目标和着力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我国的根本*制度，是我们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实践斗争中，根据中国的国情、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党的科学性、先进性的要求而建立的，这一制度高度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和谐统一。还应该看到，党有自己的行动纲领，有自己的组织原则，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它对国家、社会的重大主张、意志，总是需要通过国家政权、国家机器的渠道来实现，而不是党直接去管理国家，或代替政权去执行。这从党章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可以得到佐证。因此党委决策权和人大决定权体现了一种权力性质上的差异，两者既互为促进、互为制约，又互不排斥、互不替代。笔者认为，它们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权力概念内涵不同。决策权和决定权，一字之差，却突出地反映党委和人大对重大事项行使的权力不同。策，我们可以把它笼统地看成是谋略、办法、措施，决策是一个动宾结构词语，应该可以理解成对策略、办法、措施的研究确定，从这个词中可以看出决策是一项研究活动；而在“决定”一词中，定字基本上只有确定、确认的意思，“决定”是个联合方式词语，两个字的意思大体相同。因此，决定便是一个命令式的动作，其内涵是对某个策略、办法、措施的认可，并要求付诸实施。决策、决定都有研究策略、办法、措施的内涵，但前者偏重于策，后者偏重于定。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差异，反映了对事物本质认识的两个过程，一个是研究，一个是确定。为什么在党的重要规定、文件中，对重大事项强调的是决策，而不是决定呢？这也体现了中国*党对执政方式的理解和实践。毛主席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纳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不错，出主意就是决策的过程和结果，研究确定好的主意，正是我们党对决策的要求。因此，党委决策权就是指一个地区党委对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具有研究确定策略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党委决策权是一个地区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最高权力。另一方面，人大决定权，是着眼于对重大事项策略、办法、措施的拍板、定案，它是国家权力机关对党的重大主张、意志的决定，并命令“一府两院”国家各级机关和广大人民予以执行。地方人大常委会对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反映了我国政体“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性质、特征。这既是宪法的规定，也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
二是权力法律地位不同。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党、党员、所有国家机关单位以及一切公民都必须服从法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彭真同志在《关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中很形象地说：“有人问：是法大，还是哪级党委大、哪个党委书记大？法大。不论哪级党委，更不论哪个负责人，如果他的意见和法律不一致，那是他个人的意见。谁都得服从法律。”由此可见，地方人大常委会对重大事项行使决定权，是宪法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的重大职权，它从本质上反映了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特征和权威。从这个层面上看，地方人大决定权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不可替代性，因而对重大事项的决定只有且只能由地方人大常委会决定，而没有第二个党政机关具有如此的权力，这体现主权在民的宪法原则以及为实现这一原则而确定的基本途径。也正是基于这样法律的高度，地方党委应支持同级人大常委会履行决定重大事项的职权，绝不能以党委的决策替代同级人大的决定。树立人大的权威，实质就是树立党委的权威。地方党委对重大事项的决策，只有通过法律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才具有更广泛、更深远的影响力、约束力。否则，地方党委直接决定重大社会事务既于法不合，又是经不住推敲的，这将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规定。
三是权力实现途径不同。地方党委和地方人大常委会关于重大事项的决策、决定一旦形成或作出，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途径予以实现，否则这个决策、决定就将成为一纸空文。从权力实现途径的差异，也可以看出党委决策权和人大决定权之间的差异。那么，地方党委决策权和地方人大决定权实现途径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要从决策的内容、权力作用的对象和权力执行手段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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