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农民承包经营权的事件不断发生，成为农村特别是城市郊区农村的不稳定因素，土地问题上的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经常出现。土地是农村最大的资源，而这个最大的资源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却不能完全参与市场的配置，因而也就难以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农村的贫穷自然也就是题中之义了。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土地经营的规模经济以及建立在土地流动基础上的私有的或者股份制的农场制度应该是土地制度和农村经营制度改革的方向。所以，我们要在现有的土地管理制度和未来的改革方向中间架起一座桥梁，它既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的推进。更应该包括土地的规范化流动。
第四是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各种因素制约，确立了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客观要求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以形成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在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通过财政，税收、金额、信贷、农副产品收购等方面的政策倾斜，以保证城市和国家工业的发展，农村和农民就要做出更大的贡献。农民已经为国家工业化进程进行了五十年积累，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总劳动人员的50%已经很不容易。1994年国家进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实行了分税制、提高了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了中央级次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强了中央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但不可否认，也形成了财政收入向中央、省级及地、市级转移的趋势，加大了县和乡镇的财政困难，特别是这些年各级不断的调整税种和比例，凡是比较稳定的税源，“比较好的企业和部门都一级级上收，而困难的企业（如森工，煤炭等）和要开支的事业单位都往下放，使得县及县以下的财政拮据十分困难，甚至发生负债空转。据农业部对10个省区调查，乡、村两级高额负债是普遍的，乡级平均负债达到400万元，村级负债已经达到20万元以上。虽然这几年中央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县及县以下财政困难负债运转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还大大地延缓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由于长期沿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城乡隔离、城乡分治政策，在经济迅速崛起时，人口流动与集中受制度束缚，大量人口和工业生产力（主要是乡镇企业）离散分布在农村，既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整体效益，又致使我国城市化进程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据有关研究资料，中国城市化水平比同等工业化国家低10—15个百分点。换算下来，等于农村土地多承载了一到两亿人口，也就是城市少负担了一到两亿人口。同时，现行的户籍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引发城乡二元结构、抬高了农民进城门槛，导致城市化进程缓慢，由城市“短缺”进而导致农村劳动力就业缺乏充足空间支持。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其次，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农村就业极不充分的基本国情背景下，农村土地按人头承包，实行土地福利性配给的制度，农业经营规模狭小，加之农民被排斥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导致土地的经济要素功能、产业功能弱化，生活保障功能增强，农民过度依赖于土地。农民家庭经营小块土地，可以实现温饱，但却不得小康，难得富足。大多数农民家庭的医疗、教育等开支需要依赖土地以外的非农收入补贴。即使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化达到同等工业化国家水平，仍难以根本解决农业经营规模狭小问题，改善农民状况的任务极其艰巨。
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造成了人的发展机遇的不平等。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户口登记条例，中国公民从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这种以户籍制度为主要标志的城乡二元体制的资源配置，客观形成城乡生活对比反差过大，造成市民与农民的发展机遇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体现在农民受教育的机会，享有社会保障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发展的机会，享有医疗保健的条件等各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在校大学生中，城镇居民子女约占70%，农民子弟约占30%；而在全国总人口中，这一数据正好相反。农民占70%，城市居民占30%。发展权是人权中的重要内容，发展权的不平等埋没了许多生在农村、农民家庭的潜在人才，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从50年代中后期逐步形成的“城乡分割、一国两策”到今天并没有根本改变。目前虽然城市、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有所松动，为农民进城打开了缺口，但是并没有为大多数农民在城市、城镇长期的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条件，因而这项重大的制度变革并没有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相反却“遭受农民冷脸”。现在的户籍制度并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当前的农转非对农民来说仅是“画饼”而已。因此，农民朋友拒绝“画饼充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在做出某个行为之前，都会进行一番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在城市，计划经济的痕迹正在逐步消除，工作就业，医疗住房等过去作为福利的东西都推向了市场。同时由于在城市人才济济，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和白热化。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到时候确实连个工作都难找，仅享受低保的生活境遇也只能算得上城市的贫困一族。而在农村，如果按照现行政策将刚出生的后代申报为非农户口，由于现时的条件决定了这些人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生活环境仍然与他们的父辈们没有什么两样，很难受到城市化的熏陶。他们在*后进入城市，谁能保证他们与其他的城市人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竞争呢？到那时，既没有在农村的土地，又没有在城市的工作，他们靠什么生活？正如老实巴交的农民所说的：“城镇户口又不能当饭吃！”因此解决城乡分治的核心问题在于创造人的发展的平等机会，消除现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不能只做表面文章。
第五是农村的管理体制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村政府及政权机构重叠、职责不清，包揽过多，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而一些应当由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又没有认真管理，农村社会需要的公*品又无法供给。还有的机构单位部门小集团利益第一，利用职权与民争利甚至强取豪夺。县及县以下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供养的人员太多，效率低下，政府运作成本太高，农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发挥得不好，致使农村的管理成本很高，必然会加重农民的负担。秦朝时设立郡县制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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