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调控失误，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其二，以往的调整大多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进行，市场的空间较大，调整的余地较多，成功率也就较高。近几年市场已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农副产品结构性过剩严重，竞争激烈，调整空间不大且稍纵即逝。这就给农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难度。
我们不妨运用逆向思维的方式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注意力放在调整到一个什么比例上，关键还在于形成一个能够适应市场变化的并且可以连续运作的调整机制。而形成调整机制的关键又在于拓展一个能够进退自如的调整空间。目前农副产品结构性过剩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希望再回复到短缺经济时代。而完全可能通过改变目前我国耕地的满负荷运作状况，以生产的空间来制造市场的空间。这很可能会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但应该是个行之有效的大胆尝试。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中有很重要的一条是每年都有一批土地退出或进入耕种以调节市场价格。因而，就象国企改革必然需要一批职工下岗一样，农业结构调整也就必然需要一批耕地休耕轮作。对农民而言，与其生产亏本不如暂时退出，另觅时机。政府应出台减免农业税等鼓励休耕轮作的政策，并以此作为调控市场的筹码。
四、关于农业产业化经营问题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市场化，而产业链中断则是市场化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整合和连接产业链，加快农业市场化进程才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真实含义所在。
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体是谁？毫无疑义应该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也就是说，应该由农民自己来接通产业链，自己走向市场。但这一命题至今尚未破题。近几年各级政府鼓励倡导的“龙头企业”和“经纪人队伍”，对于整合局部农业产业链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整个农业市场化的推动效应并不明显。这是因为，目前涌现一些“龙头企业”，大多集中在多种经营项目，并未能覆盖农业的全部，特别是以粮棉油为主体的种植业较少涉足。而且这些“龙头企业”与农民并非同一利益主体，仅是一种脆弱的买卖关系，只能“同富贵”而不可能“共患难”。而目前的所谓“经纪人队伍”还远未发育成熟，其行为还很不规范，只不过相当于古时的“掮客”或后来的“二道贩子”。
要靠千家万户分散的农民走向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务之急是要让农民组织起来走向市场，坐到谈判桌前。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在50年代就找到合作化这一正确的起点，只是后来被自己的过急行为所否定，那么，联产承包又并未在否定之否定以后及时回到这一起点。至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尚未真正还给农民，而生产合作社则同样因传统观念和传统体制的障碍而未能真正发育起来。关于这一点，拙作《苏州农业体制障碍研究》已有充分展开，这里不再赘述。
农民要成为市场主体，自身素质亟待提高。这里指的是种田农民的素质，而不是指已经转移到非农领域的那一部分。农民素质的提高包括文化素质、生产技能以及对信息的捕捉鉴别能力等各个方面。但第一位的是解决思想观念的转变问题。改革开放20年，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生产生活方式都有了极大改变，但在思想观念上的长进并不快，这恐怕与政府推动、集体包办有很大关系。目前农民必须经历一个痛苦的“断奶期”，一定要由一靠政府二靠集体的观念转变到一靠市场二靠自己上来。同时还得继续克服小农经济意识，强化互助合作意识，才能携起手来共闯市场。
五、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20世纪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可以这样讲，没有当年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同世界上其它任何事物一样，联产承包制也必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首先，它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并且只是生产领域里的变革。当时的口号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这样一种产品分配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并且也是仅仅局限于生产过程中的“双层经营”模式，本身就是农业至今难以走向市场的一个原因。其次，联产承包制避开了产权问题，这在当时是势在必然的，现行宪法规定：“农村耕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里的集体特指人民公社*框架下的生产队，事实上这一组织目前已大部分解体，这就使得农村耕地的集体所有权成为法律的虚构。再次，联产承包制虽然释放了一大批剩余劳动力，由于未能及时形成相应的土地流转制度，反而将余下的那部分种田农民与耕地更紧地捆在了一起，在同一地域或同一时期，农民们要么都不愿种地，要么抢着种地，形成两大生产要素的“板结”状态，这与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要素自由流转优化配置显然相悖。
十五届三中全会重申联产承包制30年不变，同时允许土地使用权自愿有偿合理流转。这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维护农民利益出发是完全正确的。但任何事物不变是相对的，变才是绝对的。事实上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始终处于不断调整变更之中，所谓“生不增死不减”，以家庭为单位的耕地承包量却必然地发生了变化。还有那些法律虚构的所有者们随意调整承包关系，剥夺农民利益的行为也总是有政策空子可钻。而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自愿有偿合理流转却反而难以实现。
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当然不能视为儿戏而轻易变动。但既然在近20年的实践中已经暴露出种种局限与弊端，那么完善深化也就成为必要。本人在80年代初就撰文提出要把联产承包制及时推向土地租赁制，这是确认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合法关系的唯一途径。尽管至今尚未能在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形成共识，但我相信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当务之急，则是要抓紧制订和出台有关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的法律法规，并以此推动流转机制的形成，以免在农村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农民利益受到侵害。
六、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问题
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一部分农村集体经济迅速崛起，另一部分农村则以发展家庭私营经济为主，在我国一时成为两种模式之争。苏州的集体经济组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为推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然而，如果我们不是用感情而是用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