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市场化的原则,劳动用工实行公开招聘,竞争上岗;解除对进城农民的一切歧视,保障进城农民与当地居民享有平等权利。
土地制度。土地是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是农民最大的“家当”,但目前农民却难以得到土地升值的好处。工业化、城市化大量抽取农村资源,却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城,造成农民占有的资源和财富份额下降,生存和发展空间不断缩小,经济社会条件恶化。必须解除严格管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用途的制度,允许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入经营性建设用地一级市场,实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物权化、股权化,即使农民转移到城市也能在农村拥有一份土地。让农民拥有如何发挥自己土地的最大经济效用的选择权。
物流制度。在“国计民生”、“特殊物资”、“战略物资”等名义掩盖下,农村物流市场被权力部门瓜分,形成“部门经济”。粮食、棉花、蚕茧、烤烟等农产品什么价格,销售给谁,由不得农民。农民失去了产品处置权。化肥、农药、兽药、种子等农资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农资经营本是农民的“地盘”,但由于实行歧视性管制,农民进不了“主渠道”。
必须解除用剪刀“剪”农民的农村物流制度,政府力量要尽快退出农产品和农资经营领域,只有政府力量退出来,农民才会有更多选择权,有更大发展空间。
税收制度。我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之一。农业税费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它本质上是向贫穷的低收入人群征税,是征人头税、过头税,而且税基过小、税源分散、征税成本过高,并由此引发农民和基层政府负担沉重。现在国库充实,只要愿意,完全有能力废除农业税。对农民来说,废除农业税,负担彻底减轻了,是千年未有之大好事;对国家来说,不仅财力能够办到,而且是加入wto后补贴农业最佳选择,是凝聚人心的德政工程。
乡镇治理机制。废除人民公社后,乡镇政府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乡镇政府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义务,机构膨胀,权力扩张,官僚主义严重,权力寻租盛行。农民利益已不再是乡镇政府思考问题、组织工作的“出发点”。相反,在不少地方,乡镇政府已经成为顺利推进农村自治和增进农民利益的障碍。一方面农民负担沉重,一方面乡镇政府债台高筑,官民矛盾突出,干群关系紧张。必须重新构筑乡镇治理机制,减少乡镇管理事项,简化乡镇机构设置,规范乡镇政府行为。去掉重压,农民才能获得自由,才能充满生机活力。
解救农民——向农民伸出援助之手
目前,大多数农民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深陷困难之中,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极为恶劣。解除制度的束缚,是非常必要的,它能大幅度改善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景况,激励农民创业。但要让农民彻底脱离困境,仅仅解除制度的束缚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向农民伸出援助之手。
援助农民,主要是改善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开发人力资源,增强创业、转业、就业的本领,积聚从农村向城市迁徙的能量,并为农民闯市场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公*品性质,全社会都会从中受益。发展教育是国家为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要更多地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把农民从沉重的教育负担中解脱出来。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劳动力转移供给与二、三产业和城镇劳动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偏差,这是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城镇迁徙的一个重要障碍。即就是户籍和就业的“篱笆”完全撤除,农民进城也会遇到人力资本短缺,迁徙能量不足的问题。应当实施城乡统筹就业战略,把农村劳动力就业纳入国家就业规划,并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考核指标。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制,提高转业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在二、三产业和城镇就业。建立规范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发布制度,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让农民少担风险,多得实惠。
强化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要转向农村,改善农民用水、用电等生活条件,启动农村消费,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农村二、三产业和城镇发展。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入,探索农业结构调整补贴、农民收入补贴以及其他方面的农业“绿箱”支持政策,尤其是粮食补贴要尽快实现由流通环节向给农民直接补贴转换。对那些生存和发展条件极为艰苦,改善生存和发展环境又极为困难的农民,政府要加大投资力度,下决心实行移民搬迁。
优化农民融资环境。在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关闭之后,资金短缺成为农民创业的主要“瓶颈”。在城市,住房贷款、买车贷款非常红火,而在农村,农民贷款却越来越困难,农业贷款在整个金融机构贷款中的份额越来越低。现行银行贷款制度已经不适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民贷款的成本太高。应当从我国农户经营规模小,经营方式灵活的特点出发,挖掘利用传统信用文化资源,建设农户信用体系,加快金融工具和制度创新,建立具有中国农村特色的金融体系。国家通过增加贴息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向农民提供贷款支持。
促进农民合作闯市场。合作经济是个体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小规模农户获取的信息带有公共性,导致农户之间的“同构竞争”,加上商人“中间盘剥”,农民在市场交易利益中损失过多。“合作闯市场”成为农民面对大市场作出的理性选择。但经济合作以信用为基础,农户生产规模越小,农户数量越多,则谈判缔约的难度越大,合作组织治理的成本越高,这是农业合作发展中的“二律背反”(这也是中国农民“一盘散沙”的重要原因)。要吸收国际合作经济发展的经验,探索既符合合作经济一般原理,又具有中国特色,能够节省缔约成本和治理成本的合作组织形态。
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有所靠”是满足做人尊严的基本需要。农民是弱势群体,最需要人文关怀,最需要社会保障。要逐步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为重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的关键是各级政府要分担农村社会保障费用。必须明确,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不是“恩赐”,而是责任。公共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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