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自由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农民本来最需要的是团结合作。如果尊重农民的选择，就应该尊重农民团结的意愿，自我教育的意愿。毛泽东来自农民，最懂得农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因此，毛泽东说的“教育农民”，其实可以看作是农民的自我教育。

刘堪的思想并不孤立，而是一种思潮。“三农问题”日益严重，世人有目共睹。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其原因，如何寻找其出路。按自由主义的思路，“三农问题”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权力。比如政府的苛捐杂税，干部的吃拿卡要，城乡户籍的分割，等等。但是，自由主义者们并不愿意正视，如果粮价下跌一半，就算干部清廉，没有苛捐杂税，户籍制度取消，农民的日子是否能好起来。事实上，正是由于农民在自由竞争中处于“草”的地位，正是由于草被吃光可能使整个食物链崩溃，才不得不有政府存在，给农民以一定的保护，例如官价收购粮食，使其价格不至于下跌得更多等等。一旦有了政府，一旦政府权力市场化，另一种恶，即苛捐杂税又随之而来。强者既可以利用市场来剥削弱者，又可以利用权力来剥夺弱者，这在根本上是自由主义逻辑的必然产物。

在自由主义理念的表达上，茅于轼先生是标准版本：“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抓人铐人，财产权受侵犯，又有各式各样的收费。农民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选择。因此，三农问题是人权问题。人权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文化造成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思想深处都有皇权的影响。”因此，按照茅先生的理解，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就是要彻底清算封建主义遗毒，把我们思想深处的“皇权”的影响消除掉。沿着这一思路，茅先生建议，李昌平那样给总理上书，这种事要少干。这是受封建遗毒的影响，把解决问题的出路归结到“皇权”上。茅先生的“皇权”其实是泛指一切权力，凡是希望通过政府权力来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是受封建遗毒影响。茅先生的真诚我可以不怀疑，但茅先生的幼稚却实在令人同情。作为接受西方经济学训练有素的专家，应该知道自由竞争的市场也会有失灵，需要政府权力去校正。也就是说，权力的产生恰恰是自由竞争的需要。更进一步，权力的集中也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在中国，皇权是怎么产生的？难道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吗？春秋时期，自由竞争；战国时期，寡头竞争；到了秦始皇就是独家垄断政权了。古罗马与地中海各部落交战，对外打败了希腊、迦太基、埃及、叙利亚、西班牙、高卢等等，对内各派别之间相互残杀，最后形成罗马帝国，难道不是自由竞争导致垄断，导致权力的历史事实吗？在各国近现代经济史上，无数自由竞争的小企业最后被垂直一体化的垄断型企业取代，难道不是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事实吗？

承认权力的必要性，并非是皇权思想；怎样让权力的运作民主化，才是现代的自由和民主观。茅先生应该是支持权力的民主化的，但是其表达方式却是取消权力。这也许是受了某些人的影响，怕民主化的权力最后会限制甚至取消自由，怕卢梭、毛泽东的阴魂未散，怕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重演。但是，如果没有恰当运行的权力限制市场的两极分化倾向，最后，只能是一场底层革命席卷而来。

三、新乡村建设

对中国农村问题认识得最清醒的，是温铁军先生。他既懂得权力的利弊，能够摆脱计划经济神话，又懂得市场的利弊，能够摆脱市场经济神话，还懂得工业化的利弊，能够摆脱形形色色的历史阶段论神话。正是为不相信、不依靠神话，所以温先生开篇总是说，我不是搞理论的，我是搞实践的。其实，现代神话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西方社会科学自称是科学，实际上迄今仍停留在神话阶段，既不能解释历史和现实，也不能规划和预见未来。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政府官员、记者编辑，就是停留在这些来自西方的两大主要神话派系中。

例如，关于取消户籍限制，实行迁徙自由的问题，温先生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把迁徒自由作为基本人权来尊重，而在于谁来支付自由迁徙带来的成本，谁来享受收益。事实上，自2000年起，国家政策已经允许自由迁徙，但是并没有多少农民要求城市户口，因为城市户口中的含金量已经大大下降。在没有建立全国性社会保障体制的前提下，沿海地区得益于自由迁徙，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来到沿海，只得到微薄的工资，到干不动活的时候，还得回到西部，靠土地养老。这样，沿海地区不但享受了廉价劳动力的好处，还吃了廉价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如果自由迁徙与全国性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则国家财政可能根本负担不起。

再如，关于金融市场化问题。温先生认为，事实上，由于土地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人口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因此农村的比较收益注定是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的投资收益将远低于平均利润率，“因此金融资本退出农村。这几年尽管银行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很成功，但对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而言，这种改革意味着资金这个要素的流出农业。请问，所谓市场条件配置农业资源怎么实现？”

又如，关于城镇化问题，温先生的分析也很到位：“且不说现在大中小城市吸纳农民人口的能力已经明显下降，从长期分析来看，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实现50%城市化率，到那时我们是16—17亿人口，按16.8亿计算仍然还有8亿4千万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按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万亩以上。也就是说30年后，无论按新口径19.5亿亩算，还是按老口径14.5亿亩耕地算，都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也实际上会减少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这三个基本要素的配置关系能调节得了吗？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是一个大问题。”

既然市场化并不能解决“三农问题”，温先生的建议就是要动用政府权力，一是免去农业税，而不是税费改革；二是将工业化过程征用土地的收益还给农民，建立土地基金，以给无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三是裁撤1000万县以下农村基层干部，从根本上减轻苛捐杂税的困扰；四是建立各种类型的农村自治合作组织，使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农副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农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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