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收益能够留在农村。

温先生这个建议的唯一问题是实施上的。前三项要求城市的强势利益集团能够作出让步，最后一项要求乡村的精英分子能够成为农村自组织的核心，为农民利益服务。两者综合起来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必须以长远、整体利益为重，克制自身利益的膨胀。正是在这一点上，温先生意识到了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也是在这一点上，温先生和机械唯物主义、自由主义划清了界线。还是在这一点上，温先生意识到了当年晏阳初、梁漱溟先生的一番苦心。这样，温先生就开始倡导“新乡村建设”。

温先生的思想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当下的许多学者都逐渐认识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认识到合作精神的重要，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接上了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要求克制欲望，克制自身利益；后者鼓励解放欲望，伸张自身利益。前者认为，只有克制自身的欲望和利益，才能获得合作收益，取得全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者认为，只有解放自身欲望和利益，才能鼓励创新，才能获得竞争收益。至于人与人的矛盾，则可以靠制度来协调。无论是茅于轼、刘堪，还是杜润生、朱厚泽，其实都属于这种广义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范畴。但是，温铁军、曹锦清们，则通过反复的试错、实验，认识到自由主义文化的弱肉强食本质，认识到其巨大的毁灭人类的力量，从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

我认为，温先生所提倡的方向，不仅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方向，也是人类摆脱环境危机、资源危机、战争威胁、恐怖主义的根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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