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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