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初始性的改革之后，萌发的新兴力量“会在‘改革了的’制度安排中与这些制度安排继续互动，从而以结构性的力量使得改革范围扩展到原本未设定改革的某些领域；‘改革了’的国家出于各种原因而创设的新制度安排不仅生发出与其创设愿意不尽相同的后果而且不得不考虑新的制度安排，这样，一方面，其社会治理技术也不得不在这样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国家自身的改革合乎逻辑的持续下去。”⑷
在明确了西方市民社会逻辑起点和功能，以及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演进过程之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就变为：能否推出一项制度设计，并最终达到权力控制和*家理性思维的和谐统一。这是因为：只有符合*家的理性思维，即：在中短期内具有较高的政策收益和较小的成本并有助于缓解乃至根除“三农”问题这一危机，这一制度设计才可以通过国家这一强制体获得生命力，其次，最重要的，这一制度设计能为权力控制命题的解决提供终极路径，从而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并防止类似问题再度出现。这就要求：它必然会引发制度的持续创新，从而可以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特定的互动关系：个体日渐获得自身的独立与自主，特别是经由各种手段争取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开始有意识的通过结盟等方式与国家开始博弈以进一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包括经济、社会乃至*体制），从而最终为*国家的对立面——市民社会的确立和成熟铺设道路。正因为此，它必须是建构“市民社会”的核心要素，且在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具有自我强化和自我运行的能力。
三、对现有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和制度安排的评价
针对“三农问题”所提出的见解和主张不可谓不多，有学者归总，从论点和思想的高度出发至少有7种，它们包括：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刘修民、宫希奎、李昌平等人提出的“农民利益保护论”；陈锡文和许经勇等人的“城乡统筹发展论”；陆学艺、郭树清等人的“城乡、产业结构调整论”；吴敬琏、温铁军和樊纲的“就业优先论”；林毅夫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带动论”；晓亮的“市场化带动论”和王健等人的“城市化推进论”等。⑸这些主张相当大程度上被2004年中央1号文件吸收和采用，并引起学界普遍赞扬和期待。这些政策建议和安排都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其不约而同的存在一些缺陷。
（一）相当一部分“技术层面”的解决思路因缺乏“思维关联性”而与*家理性相悖
“技术层面”的解决思路是指政府通过在财政支出、税收结构和转移支出等方面实施的“多予少取”式的不涉及制度层面的政策作法。这其中，一些政策建议已经得以实施并产生较好的效果，比如说取消农业税。但是，农业税的取消是因为其符合*家和政府的理性思维：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并由此得到的政策拥护是远远大于政策成本的，这是因为农业税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远远高于其在政府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两相比较，收益成本不言自明。而其他一些政策建议是否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呢？以“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带动论”为例。试想：面对占人口总量绝大多数、总体生存状况趋于恶化的农民阶层，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多大的直接效果？即使有，为使这一效果足够大到能相当大程度的缓解“三农”危机，它需要政府不是稍微的、而是相当大的增加针对农村的扩张型财政支出，在现行财政收支状况紧张、财政风险较大的情况下，这是否可行？对*家和政府来说这一政策的实施成本是否能接受？同样，这一缺陷还体现在针对“就业”、“社会保障”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不是说这些政策对农民毫无作用，而是只有在局部地区（经济较发达、人均收入较高；或是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技术水平所导致的产业的比较优势等等），这些政策措施才有较为明显的效果和较小的政策成本。放在全国范围内，其能否实施或是效果如何令人置疑。因此，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家和政府理性思维：在学术研究中参杂了过多的道德倾向和观念——因对农民阶层的同情而不自觉地将思维角度始终局限在如何维护和增进农民利益上，缺乏*家和政府理性——农民利益这一关联性的思维方式，导致忽视了对政策本身的可行性和适用性的考察。
（二）制度层面的政策和观点因缺乏自我强化和演进功能而无法对解决“三农”问题产生战略性功能
现有的针对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城乡二元分割、农民利益保护等方面进行的制度安排由于缺乏能在社会体系内部产生自我强化和演进机制的制度特征，从而也就无法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战略性和诱致性的功能。他们回避了如何铲除“三农”问题产生机制的问题或是对这一问题认识不足，从而对权力控制这一命题也无能为力。举例如下，取消了城市中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用工制度，如何能保证新的、更隐蔽的制度不会被推出？或者，当*家在“三农”危机缓解后，面临新的利益结构调整要求和社会重组问题时，*家会不会重新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无法保证不会将社会作为其实现其特殊利益的工具，也不能保证不会将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对立起来，甚至以抽象的“公共利益”代替甚至否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离开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离开了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控，无法保证国家不会异化。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起点和终极路径
综合以上分析，在当前可以推出的政策安排就是农村土地产权的进一步明晰化：把农民对其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转化为其所有权，享有包括租赁、转让、抵押等在内的完整权利。
在符合*家理性思维方面，这一制度安排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显著的政策效果从而大大缓解“三农”危机，首先，土地要素市场化后，一方面，农民因可以有偿放弃和让渡土地从而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源或者说是一个对自身的保障，另一方面，有条件的种田大户（个体或农业企业）通过租赁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农业经营成本降低，机械化程度提高、规模效应），出租土地的农民或返聘当农业工人（农民数量减少），或从事加工、销售行业（产业升级、城镇化出现），并且这些现象的产生有其内在逻辑必然性因此远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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