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笔者想强调的是，村民自治虽发生于中国社会的最基层，但并不能因此而将其视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变量。恰恰相反，它可能引发的变化是整体性的。基层政权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到乡镇/村庄两级（尽管从法律角度来说，村委会不是行政组织。将村庄一级纳入基层政权的范畴，表明实际生活中村庄具有行政性质），也涉及到党政两个系统。前者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所谓“乡政村治”），后者体现了党政关系。将基层政权建设放到更大的背景中考察，它还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尤其是财政体制）。所谓“麻雀虽小，五脏齐全”，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由于中国的改革是从放权开始的，地方政府开始具有了自己的利益和发展本地经济的冲动。利益分化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引发了一场围绕资源分配的博弈游戏。在这场游戏里，中央政府仅仅是其中的游戏一方（虽然是强大的一方），而不是全部。中国的政策过程开始呈现越来越复杂的局面。《村组法》的贯彻只是其中的一个事例罢了。法律可以在上层制作，但是最终需要基层政府来执行。对于百姓而言，此时基层政府的角色也许更为重要。可以这样预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全国范围而言，村民自治的进展将是缓慢的，许多地方会出现形式主义的东西，会存在大量的管理型选举。即使在选举能够真正进行的地方，村干部的工作重点很大程度上也依然是完成上级的任务。要改变这种格局，恐怕不是村民自治本身所能解决的，这涉及到宏观层面的财政体制改革，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调整，乃至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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