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第一产业1165．17元，第二、第三产业1066．41元，两者接近相等。如果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作为计算城乡工资率差别的依据，进而计算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比例o，农村总劳动力中大约有1／4全职从事非农产业。
因此，如果要保持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体相同，现阶段务农劳动力应当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 20％左右。如果苗木、花卉等非食品生产的份额显著上升，务农劳动力的数量可以相应增加而不影响其平均收入；加上在非农部门的兼业，农村总劳动力可以保持在全国总量的25％到30％之间，农村人口的比重可以再高一些。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恩格尔系数将持续下降，农村劳动力和农民人数也应当随之减少。如果本世纪中叶我国的人均收入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恩格尔系数下降到0．2甚至更低，务农劳动力就只能维持在总劳动力的10％左右，加上兼业，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应当下降到 20％甚至更低。
当然，我们还要考虑人力资本的差异，乡村生活的环境、文化和社会价值，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成本。从目前情况看，农村劳动力普遍素质较低，人力资本投资较少，因而劳动力的报酬自然相对较低。与大城市相比，农村生活的自然环境价值、传统的社会、文化价值都可以部分补偿经济收入的低下。同时，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退出成本和搜寻成本都可能使城乡收入之间保持一定差距。因此，即使实现劳动力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农民可以自由迁徙和选择职业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城乡收入水平仍然可能保持一定差距。与此相反的一个可能是若干年后也许农民的收入将超过城镇居民。正如欧美的大农业表明的那样，现代农业生产需要更多的资本和人力资源投资，除了劳动报酬以外，农民还应当得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报酬。 从长远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当劳动者能够得到大体上与从事其它行业相同的报酬时，他们才可能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农产品。这就是说，我们即将面临这样的转变时期，即我们已经无法以牺牲农民的方式来解决农业问题，而必将主动或“被迫”地以解决农民问题为前提来解决农业问题。 四、政府在人口和劳动力转换过程中的职责
根据官方统计，2001年年底我国就业人员总数为7．3亿，其中，第一产业3．65亿，正好占50％。如果务农劳动力（即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下降到20％，应当有2．2亿劳动力从农业转入其它部门。如果准备用20年时间实现这一目标，每年净转移的劳动力数量高达1100万；如果分30年完成这一任务，每年净转移的数量也高达700万以上。如果考虑到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考虑到国民收入的持续上升和恩格尔系数的相应下降，那么，今后40—50年内每年农村劳动力净转移的数量应当在1000万左右，才能实现城乡人均收入的大体平衡，才能保证剩下的农民愿意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城乡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以千万计的农业劳动力已经在正式或非正式的非农产业部门就业。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明显下降，而城乡居民收人的差距则不断扩大，农民务农收人甚至绝对下降，不仅社会安定、经济发展面临不断增长的潜在威胁，就是农业生产本身也可以感受到日益严重的危机。在目前情况下，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任务显然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完成，政府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职责。 目前的城乡就业结构是政府长期政策实施的结果。因此，首先，政府应当采取行动取消对人口迁徙和就业的种种限制。除了户口等成文的正式制度外，更重要的是逐步消除住房、医疗卫生、劳保、养老和子女就学等方面事实上对人口迁徙和移动就业的阻碍，真正形成统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以至消除妨碍人口迁徙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成本。其次，政府应当将扩大就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产业政策应当将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放在核心地位，科技政策应当将鼓励开发劳动力密集型技术放在首位，教育政策也应当将农村国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就业技能的培训放在首位；同时，所有这些政策都应当有相应的财政拨款和其它公共资源的分配作保证，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上。 也许有人认为信息和生物等高新技术是新世纪经济发展的方向，且事关国力的增强和国家的地位，应当作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我们不要忘记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教训。现在对高新技术所说的一切，基本上与当初对重工业所说的没什么区别，而我国资源禀赋的基本态势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如果我们集中有限的资源（人力除外），完全可以在落后的农业和其它非重点行业的汪洋大海中筑起有限的鹤立鸡群的重工业或高新技术“高台”，但未必能真正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从长远来看，也未必能真正加快重工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的整体发展。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各行业的协调发展，需要有效地利用比较优势，包括充分开发和利用全部人力资源。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需求，归根结底是最终消费需求不足，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的根本途径是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尤其是农民的收入。 我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和劳动力，最大的潜在优势也是人口和劳动力，关键在于如何将潜在的优势发挥出来。很显然，最有效的政策，或者说唯一有效的政策，只能是以扩大就业为中心发展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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