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在全国，不论东西南北，不论大城市小城市，也不论该城市的物价和生活费水平如何，打工者的工资几乎都是一样的。在像北京这样生活费昂贵的大城市中，打工者的工资也只有区区五六百元。而像广州这样的地方，一个普通农民工每月平均吃住行都算在内，生活成本就要500元。一个打工者干一年，到年底也只能剩两三千块钱，还要扣掉回家的路费。
拖欠工资似乎也打不破这个链条。根据新华社在北京、浙江等地的调查，72.5%的民工不能按时拿到工资。全国打工者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人民币1000亿元。这意味着全国有几千万的打工者被拖欠过工资，还可以换算为有上千万的打工者白白干了一年。
工作条件差甚至身体受到侵害似乎也打不破这个链条。根据珠三角地区劳动部门的调查，在生产旺季，工人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将近12个小时。1998年，深圳市工伤鉴定人数12189人，其中90％以上为断指、断掌或断臂；工伤死亡人数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工伤死亡。《重庆晚报》的数字则是，中国每年因工伤被轧掉的手指头超过5万个。
对于这种现象，解释是蛮横而有力的：中国的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你不干有人干。蛮横的解释代表着现实中蛮横的逻辑，任何提高打工者工资改善他们工作条件的呼吁在所谓“无限供给”的逻辑下都显得苍白无力。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了三个令人困惑的现象。第一，日本、韩国等国家经过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发达国家，而中国在经历同样长的时间、同样快甚至更快速度的增长后，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第二，在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起飞之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都有可观的增长。然而，在中国2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作为许多工厂生产者主体的打工者的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加。第三，消费率持续走低。从发达国家看，消费率一般在80％左右，而我国则在60％上下，2003年更是下降到56％左右。
更多的人则将这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看作是形成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条件。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中心一份分析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制造业人工成本近1200美元，相当于亚洲“四小龙”的5％至6％，不足发达国家的3％。与发展中国家比，亚洲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其制造业人工成本在2000至6000美元之间，我国不到这些国家的50％，相当于马来西亚的22.7％、泰国的44.2％和菲律宾的48.3％。我国制造业人工成本略低于印度，相当于印度的95.6％，但仅相当于巴西的18％和墨西哥的11.3％。许多人认为，正是较低的人工成本，加上我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才使得我国经济得以保持高速的增长。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突出表现在对出口快速增长的促进作用上。
——开始断裂的链条
“民工荒”的出现，使得这样一个逻辑的链条开始断裂。尽管我们承认，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有了根本的改变，或打工者争取自己利益的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但是，打工者毕竟是第一次用“离开”这种方式向这种逻辑链条进行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使得他们在面对资方的时候第一次有了讨价还价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还是非常弱的。
这种链条开始破裂的另一种迹象，是雇主一方在用工上出现竞争甚至争夺。在这次“民工荒”中，一些企业为了留住工人，开始在工资待遇等问题上做出新的承诺，以增加对民工的吸引力。在温州，为了招到足够的工人，许多工厂把招工车开到了马路上，对工人进行现场招聘。有的企业甚至采取扣*、强制交押金等非法手段。这种现象，在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几乎是没有过的。尽管这也许并不会意味着劳动力已经由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但无论如何，过去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下劳方的绝对弱势地位”开始发生初步的变化。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的模式维持了20多年的时间，还有人仍然寄希望于这样的模式还能维持几十年。但“民工荒”现象告诉我们，这种模式可能开始走向尽头。这时，难免有人担心由此会导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的下降。不能说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但这种思维明显过于简单和僵硬。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两点：第一，正如有的论者已经指出的，吸引投资和保持国际上的竞争力，并非只有压低工资这条路，培养竞争优势可以有多方面的选择，如提高劳动力的熟练程度、技术的先进性、良好的发展环境等等。这也许会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第二，如同人们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论证成一种客观的市场规律一样，伴随着“民工荒”而导致这一链条的松动和终结，也是一种客观的市场规律使然。事实上，这种模式的终结，对于平衡社会的利益格局，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雄厚国内基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链条的断裂，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这次“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目前我国耕地总面积不到20亿亩, 人均耕地约为1.4亩。而现在农村劳动人口在5.5亿人左右，实际上如果再加上没有列入劳动人口的所谓半劳动力，农村中的劳动力可以达到6亿以上。按照90年代初的技术标准，每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种20亩土地。这就意味着，要耕种目前我国拥有这不到20亿亩耕地，大约需要一亿个劳动力。如果再去掉在农村中从事其他产业的劳动力，在乡村工业和城市中的打工者，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多达上亿人。因此，劳动力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这一事实不可能在短期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另一方面来说，促使“民工荒”发生的因素，也取决于特定的背景。如果这些背景因素发生变化，这些因素本身也会发生变化。首先，经济的宏观调控将使一些过热的产业放慢发展速度。比如房地产是近些年来最热的产业之一，同时也是吸纳农民工最集中的产业之一。随着房地产业的降温，其吸纳农民工的能力也会下降。其次，有关农村政策造成农民增收的效应将很快稳定下来。70年代末期的农村改革，力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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