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大，其潜力的释放也只有七、八年的时间，而目前有关农村政策的力度，并不会大于70年代末的改革。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决定了“民工荒”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市场中的基本供求关系。
但尽管如此，这次“民工荒”的发生，仍将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甚至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会表现在，过去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形成的几乎是绝对的强资弱劳格局，有可能转变为相对的强资弱劳格局，劳方开始获得有限的讨价还价能力。由此，打工者的工资以及工作条件会出现有限度的改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劳资互动的一些新机制有可能出现，并由此导致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经济发展模式的松动和转型。问题的关键，是需要用制度安排来巩固打破旧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的结果。
——“民工荒”中的“技工悖论”
“技工短缺”问题不是始于今日。早在几年前，“技工短缺”的问题就已经频频见诸报端。在成都举办的一次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聘请会上，一个企业开出年薪30万元的高价招聘高级技工，居然未能如愿。有资料显示，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高级技工的比例也不足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而现有的技工大多年事已高，大多数青年工人的技术水平达不到规定标准，技术工人紧缺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的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不到七成，不良产品造成的损失每年近2000亿元，而这与合格技工短缺的问题密切联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事业衰败。全国各地的技校、职业高中大都处于不景气状态，有的职高和技校甚至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据报道，2001年武汉市38所技校中有10所关停并转，其他20余所也难以为继，处于半瘫痪状态；陕西省173所技校中几乎有一半学校只能勉强做到“一校一班”，三分之一的技校被迫分流或停办。而且，就是在职高和技校中，绝大多数学生的职业选择也是白领工作，而不情愿做技术工人。相反，每年的高考则是千军万马上独木桥，进入大学的校门成为共同的追求。
一方面是企业对熟练技工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却是不愿意学技术做技工。我们可以将这称之为“技工悖论”。如果将这个悖论置于就业困难、甚至每年有几十万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背景之中，这个悖论就显得尤为令人费解。
对于技工的短缺，有人将之归咎为所谓白领情节。即在人们的观念上轻视体力劳动，当干部、当工程师、坐办公室，成为许多人求学和就业的首要标准。有人认为原因是在教育体制上过于偏重学历教育、*教育，忽视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这特别表现为国家对技术人才培养的投入远远不足。还有一种解释就是用人单位只看*。
其实，熟练技术工种是一种投入大(如果费用由个人承担的话，而且理应由个人承担)、地位低、收入少的工种。也就是说，成本与收益是不对称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技术工人的平均年收入仅为7000到1万元，最高也不过2万元左右。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市，初级工的平均年收入为1.1万元，而技师也只有1.5到1.8万元。而且，一般地说，技术工人身份地位偏低，职称难评。另一方面，职业技术教育的费用往往不低于学历*教育，因为职业技术教育必须有先进的设备、原材料让学生操作实习。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否通过企业提高熟练技术工人工资待遇的方式造就人们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动力(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通过劳动力市场中的价格机制来起作用)？
这就涉及到我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以珠江三角洲为例。近些年来，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企业，基本是以加工和组装为主。2002年广东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不到三成，而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产品的加工贸易占了71.8％。由于国际贸易条件，也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这些产品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口。在这种工厂中，流行一种说法：赚的就是人工的钱。也就是说，只有靠压低工资，才能有利可图。在这样的企业中，如果大量使用熟练技术工人，并支付熟练技术工人较高的工资，是难以想象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技工悖论”所体现的，决不仅仅是职业技术教育、工资报酬和市场供求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我们现有经济模式内在逻辑的一种体现。在这种经济模式中，我们看到一种恶性循环：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只能依赖出口；迅速增长的出口，只能以低廉的价格才能实现；低廉的出口价格导致的低利润使得企业只有靠赚取工人的廉价劳动，才有微薄的利润可图；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下的几乎压到最低水平的劳动力成本，为这种模式的维持提供了可能；企业无力使用熟练的技术工人，劳动者也无经济能力使自己得到更好的技术教育；低利润与低工资又反过来抑制国内有效需求的形成。而“技工悖论”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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