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建立健全农民参与机制和制度；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村干部素质。另有学者主张使农民的*参与法制化（白呈明，2002）。还有学者提出了更为细致的方法，因多与上述重复，不再赘述。从上述可知，当前我国学者对农民非制度化参与研究较多，而且业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对制度化*参与的研究则明显不够，还需要深入而全面地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形势的日益复杂，我们还应开辟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来进一步研究农民的*参与。
三、农民*参与的动机
对于当前农民*参与的动机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总的来看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是经济动因，一类是非经济动因。徐勇认为支配和影响村民选举的因素主要是利益机制，而驱动村民*参与的利益，既包括集体公利、小团体公利，也包括个人私利（徐勇，1999：298——299）。何包纲、郎友兴经过研究发现，经济发达村要比经济落后村的村民选举的竞争程度高，选民对投票回报或选举的误工补贴的期望是村民高参选的重要因素（何包纲、郎友兴，2002：163——165）。胡荣的案例研究则强调农村选民的经济理性选择，其研究也发现村民参选的回报和候选人竞选的经济利益是农民参选的主要动机（胡荣，2001：57、100）。程同顺则强调农民经济利益对*参与的决定作用，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集体、国家之间存在经常性的利益冲突，农民为了保护和表达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更多地参与*。国外学者也从经济发展与民主参与关系的角度探讨农民*参与的动力和动机问题（oi，1996；oi & rozelle，2000；shi，1999）。这些研究都说明农民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寻求经济利益保护的机制是农民*参与的基本动力和动机。
许多学者还研究了农民*参与的非经济动机。于建嵘在湖南的田野调查支持这样的结论：农民公共参与（*参与）的显著特征是非经济化和自愿不足。参加选举的农民并不认为选举投票对他们的自身利益很重要，他们寻求的是“办事公道”（于建嵘，2001：415）。何包纲、郎友兴的实证调查则显示，农村选民的投票行动主要受其*权利及公民责任意识驱使，表明农村社会公民意识正在形成（何包纲、郎友兴，2002）。周晓红则从自上而下的视野，认为毛泽东时期农民*参与的历史动机主要是破旧立新，毛泽东以后的农民*参与动机主要是制度重建及制度创新（周晓红，2000）。国外学者中，欧博文和李连江对农民*文化的研究特别值得关注。他们的研究发现，转型期中国农民的选举参与、依法抗争等*参与活动，正在把老实巴交的“顺民”、爱顶撞权威的“刁民”塑造成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obrien & li，1996；欧博文，2001）。无论是经济动因的研究还是非经济动因的研究，研究的对象都是某一地方甚至是某一村庄的具体情况，地域特色浓厚，而共性的研究却鲜见。
四、影响农民*参与的因素
学者们主要从经济、文化、心理、制度及其他因素几个方面来分析农民*参与的影响因素。徐炜（2001）从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村民*参与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因素即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和传统*文化（如家庭意识、乡土意识、重礼俗不重法治等心理状态）的影响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王祯（2003）则认为，影响农民*参与的因素主要是农村利益格局的变化（由单一走向多元）和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李雪卿（1998）在强调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同时指出*参与制度的不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民的*参与。叶笑云（2001）从心理的角度分析认为影响农民*参与的因素是传统的双重*心理（对皇权既崇拜又疏远的二元情感、既逆来顺受又官逼民反的矛盾心态、既有均平思想又有特权观念的双重人格）和*依附心理即一方面企盼“明君”、“贤相”、“清官”，一方面又做着“顺民”、“良民”。郭玉兰（2003）则更为具体地从文化心理上作了详细分析，提出了影响农民*参与的十大文化心理因素：宗族意识和乡土观念；礼俗重于法制的“关系学”概念；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传统；无争无为思想；知足怕变思想；权力崇拜与畏惧心理；清高自许的落后美德观；官本位思想；小生产者心态；从众主义心态。杨明（2000）通过他的研究认为，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参政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性别差异在人们的参政行为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农民的年龄对农民参政行为影响不明显，收入水平影响也不是很明显。郭正林（2003）通过他对广东农村的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的*参与程度同个人收入水平几乎不相关，而同个人的社会*面貌及社会身份（通过职务经历来体现）关系密切。杨立华（1998）通过调查发现，农民的*参与尽管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但这不是决定因素，农民的参与兴趣、能力和客观因素如体制的弊端同前两种因素一起起作用。仝志辉（2002）则以独特的视角从*社会分层将农民分为*精英和普通村民，认为精英动员是当前农民投票率增高的重要因素，而抽象的公民文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无法解释村民的高投票率，这为研究中国农民*参与的性质提供了新的视野。
五、提高农民*参与质量的思路
针对当前农民*参与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提高农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质量的设想。张祝平、郑晓丽（2003）在三个方面提出设想：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参与质量；增强主体意识，提高农民的*热情；加强参与制度化建设，拓宽参与渠道。陈强虎（1999）从分析村民权利虚化的小农经济原因入手，提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的培养必须重新塑造新的经济基础，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吴志明（2001）则提出，通过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农民树立现代化公民意识，也是解决当前农民*参与问题的一条措施。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程通顺和张长虹（2003）介绍了西方农民自组织的情况和经验。王智军、项生华（2003）则提出了加强农民自组织建设的解决思路，认为农民自组织作为农民抗拒市场风险，维护自身利益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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