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权力，这是造成他们在新时期产生“心理失衡”的历史根源。
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发布《农民承担费用与劳务管理条例》中规定：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三项，其中管理费用于村干部报酬和管理费开支，总体上农民负担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 。村干部报酬实行定额补助和误工补贴两种形式，具体定额补助人数、标准和误工补贴办法等均由乡（镇）人民政府根据行政村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工作需要制定，并报县级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这样，一方面乡镇党委可以利用给村干部确定误工补贴的自主权不惜加重农民负担，另一方面村干部为了讨好上级也不惜牺牲农民利益去完成各种硬性摊派任务，由此造成农民负担出现了“反弹现象”。
1994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中规定：（一）*上关心爱护村干部。对那些公正清廉，奋力工作，为农村发展和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优秀村干部，要充分肯定成绩，宣传他们的精神风貌，在社会上形成尊重基层干部的风气。（二）建立适合农村基层特点的激励机制，使村干部干有所为、退有所安、老有所养。提倡村干部报酬与工作实绩挂钩并且保证兑现，对群众公认有突出贡献的干部要给以奖励。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村干部养老保险制度或者对离任村干部根据任职时间和贡献给以适当补贴。（三）支持村干部依法行使职权，大胆进行工作。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基层干部的功过是非，公道正派地对待每一个干部。对坚持原则、努力工作的村干部要给予支持，有了缺点要从爱护出发耐心进行帮助，属于与上级工作有关的问题，领导要主动承担责任。对于打击报复村干部的行为，要旗帜鲜明地坚决制止，构成违法犯罪的，要依法严惩。（四）把从优秀村干部中招聘录用乡镇干部作为一项重要制度，长期坚持下去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这是党中央对村干部待遇做出较为全面的政策性规定。
2001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妥善解决村级三项费用开支。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多数地方的村级三项费用（村干部报酬、村办公经费、五保户供养经费）存在着缺口，主要的资金来源就是依法征收农业税附加20%。这实际上是把村干部报酬及其正常办公费用开支纳入“准财政预算”管理。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把县级财政缺口留给了乡镇，乡镇又把财政缺口留给了行政村，不少村干部靠“借”、“垫”、“扣”、“抵”、“贷”以弥补上缴税款的缺口，造成他们有时得不到经济补贴甚至“倒贴钱”，“村民自治”一旦失去了经济基础，其组织功能发挥也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这是近年来农村社会矛盾增多的根本原因。为此，我建议全部取消农业税的省份：
（一）要大力精简县乡机构、人员和财政经费支出，把村干部和村民组长报酬的所需资金列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并且保证按月兑现。其主要理由是：（1）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县乡地方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职能将会逐渐退出，而管理公益事业的服务职能也将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去完成，它应承担和履行最大的*任务莫过于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更重要了。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的县乡机构特别庞大，人员迅速膨胀，行政经费支出呈“钢性”增长，但其管理县域事务的实际作用却日渐见小。究其根源就在于，“政府*”与“村民自治”自成一体，缺乏相互监督与相互制约的保障机制，从而出现了“疏远现象”。可以说，现在一些县乡政府几乎变成了“空架子”，许多垂直管理部门又不听指挥，普通农民对政府期望值却很高，但法律赋予县乡政府的权力十分有限，因而成了“众矢之的”。（2）在“乡政”与“村治”相分离的治理格局下，村组干部承担了大量政务性的具体工作。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且乡土社会差异性大、显得封闭等诸多客观因素和条件的限制，不要说县政权离开了村级组织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就是乡政权离开了村组干部这条“腿”也寸步难行。因此从某种意义说，实际上农村工作主要是靠村组干部去落实，而其“行政成本”却十分低廉——既没有豪华办公场所和现代化设备，也没有配备小汽车、大哥大、手提电脑等高档玩意，更没有要求提职、晋级和“职务消费”等等。具体来说，全国目前的70多万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配备5名专职农民干部，需要大约350万人，平均每年人均报酬金额为4000～6000元之间（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3倍），每年需要政府提供经费支出为大约140～210亿元左右。加上全国600多万个村民组长，平均每年人均报酬金额为500元，每年需要经费支出为大约30亿元左右。上述两项合计为170～240亿元左右。这笔财政经费开支不管是从经济上算账还是*上算账，对于国家管理9亿农民这一最庞大的人口群体来说都是合算的。更何况，全国财政总收入平均每年增加额都在上千亿元，2004年甚至超过了4000亿元。而对村干部和村民组长实行“准行政”管理，既是保障“村民自治”和“费改税”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也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治本之策。其实，我国古代的“乡官系统”犹如一盘散沙，表现出了极大的随意性、无序性甚至破坏性，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非官非民性质的“乡官”选拔、使用、监督、考核、奖惩等，都缺乏一套系统化和科学化的规范管理制度。
（二）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把全国上百万人的离退职村干部纳入政府救助的“低保对象”。主要应采取“区别对象，划分标准，分步实施，有先有后”的解决方案，妥善地解决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尽管我国目前解决13亿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还不大可能，但是党和政府可以优先考虑解决离退职村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因为，“农民干部”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都是“政府代言人”，他们为党和国家做出了无私奉献。如果国家政府长期地把他们“晾起来”，将会给离退职村干部造成心理伤害，甚至对在职村干部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国家最起码应把离退职村干部与城市下岗工人一视同仁，让他们享受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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