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够认真地对待法律。” 对农民权益受到不法行政行为侵犯后，应该有适合农民特点的法定的援助措施。
2. 对当前户籍制度中对农民的一些歧视性规定要及时加以修改
世界各国目前都普遍赋予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全世界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等国家还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虽然目前我国的户籍制度已出现了松动，但对农民的一些歧视性规定以及广大市民对进城农民工的歧视性做法还普遍存在。这些规定严重损害了农民作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强化了农民的弱势地位。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并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来摈除对农民的歧视。
“一国两民”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公民自由权的严重缺失。它不仅使公民平等权在这种歧视性的户籍制度下显得苍白无力，将过多的剩余农业人口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既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又大大地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减缓了市场的发育速度。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70—80%，我国目前只有37.7%，低于发展中国家近10个百分点，低于发达国家近一半，这就是明证；孙志刚被毒打之死案件亦有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错。尽快在宪法中恢复公民的“迁徙自由”，不仅是弥补公民基本自由权，实现公民追求幸福权利，实现平等权的需要，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主，实行依法治国的需要，更是顺应文明进步，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承诺和义务的需要。
3. 对农民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应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没有惠及农民，农民处于边缘化地位。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养老制度，以及结合农村扶贫政策和其他民政补贴政策，试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保障当前我国农民的权益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进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对此政府虽然给予了一定的政策支撑，但从长远和法治的角度考虑我们应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并且将其归入《农民权益保护法》的范围和体系之下。
4. 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允许建立农民的维权组织
在我国，代表工人、妇女、青年人的法定组织分别有工会、妇联和共青团。此外，尚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协会，就连私营企业主都有自己的协会，并且做得很成功。而我国9亿多的农民却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建立我国的农会组织就显得更加必要。我们应从立法源头上确定中国农会的法律地位，制定促进中国农会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使亿万中国农村，在进行农业实践中有自己的代言人，弥补其在各级代表中的人数偏少，话语权较弱的现象，增强其与政府协商调整的能力，使农业发展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保证体，也使“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个有力的组织基础。目前，一些人对农会的建立抱有偏见，认为其可能被引向歧途。这应该是固执的偏见。中国农会就象其他社会中间层组织一样，同样可能成为进行行业自律，贯彻政府决策的值得依赖的力量。代表农民和农业界的利益，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执行政府有关三农政策的中国农会的建立和发展，应是我们促进中国农业发展的题中之义。
5.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必要的民法保护，防止财产权利保护规范的缺失
财产权是以财产为内容并体现为一定物质利益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财产权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不同经济制度下的财产权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财产权有不同的含义，国家*结构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财产权是人的自然不可动摇的权利。公民没有明确具体的财产权利，就会失去作为人的尊严和条件。正如洛克的自然法基本权利论中所说的：财产就是自然人求生存的权利的自然延展。如果自然人没有了财产权，就可能丧失人身自由权，再而危及生命权，就更不能谈发展权了。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利一经法律确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财产权利的重要组成进行保障，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当人们问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我们会顿然发现，在理论和立法等方面我们均有不足，特别是在宪法等方面还存在立法上的缺失：第一，表现为权属主体的缺失。从法律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然地、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从该规定看，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集体所有”。“集体”是什么？“集体”与“农民”之间是何种关系？这里的“集体”一般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结合《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集体”一共有三种：“村农民集体”、“乡（镇）农村集体”、“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说这种集体主体的虚拟和多样性，导致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不清的现象严重，导致诸多损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现象的产生。用农民自己的话说：集体所有就是大家所有，个人没有。第二，表现为权属缺失物权法定的内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新型用益物权，这一点《土地承包法》已有明确的规定，相信未来的民法典也会作出相应的规定。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定的内容相异的物权类型。而事实上，《民法通则》、《农业法》、《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方与发包方可以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权利和义务，显然与物权法定要求相违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人对其权利在效力上的非自由处分性和管理债权化的特点，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上欠缺物权法定要求，再加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还尚未建立登记制度，使其缺乏物权公示法定要求，必将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的不确定，效力的不稳定，权属的不稳定和交易安全无保障等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法律上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的基本内容。
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存在严重的缺失，这种财产权方面规定的缺失，不仅影响了农民耕作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积极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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