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会发现，尽管中国的改革与创新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但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各种制度创新的主战场与重心却始终在城市。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思路的影响，制度创新必然有前有后，但中央政府在特定时期内对城乡实行的差别政策，必然影响到城市与农村的发展格局。这种由于制度创新的先后顺序特别是制度变迁的主次差别，必然导致城市制度供给的充足与农村制度供给的缺失，从而使农林经济运行缺少持续有效的制度推动，这一点从近年来各种制度创新及政策安排上就可以得到充分佐证。
(三) 国民待遇中的市民偏向
这种市民偏向是与城市偏向与工业偏向相联系的，从现实的层面来看，主要表现为：一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市民偏向。传统社会保障体制有两个基本特征即支出结构的社会保险主导性与覆盖面积的城市主导性。从支出结构上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96%用于社会保险，只有4%用于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从受益主体上看，城市社会保障受益率为88%以上，而农村社会保障受益率仅为3.3%；从绝对数量上看，城市市民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是农村居民的10倍以上。相比较而言，城市居民社会保障是一种就业式保障，即只要有一份职业便意味着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一系列社会保障，而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则是一种典型的农民家庭自我保障，家庭经营制度是农民生活保障的重要载体。这种城乡割裂的社会保障体系显然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而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的不合理缺失，不仅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严重阻滞了整个社会文明的进展。二是社会消费与收入获取中的市民偏向；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与国民待遇推行中的城乡分化，人为地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消费水平与收入获取方面的差异，不利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与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之比改革之初为1：3.2，1985年为1：1.86，2001年为1：3.5，也就是说农民人均收入不及城市的30%；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所享有的住房、保险等福利化隐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统计中的人为因素，则二者实际收入差距达4—5倍。再从近年来城乡居民增长速度来看，1997—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8.5%、3.4%、2.2%、2.1%、4.2%，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如果从恩格尔系数来看，2001年城市居民为42%，农村居民为55%，也就是说农民生活尚处于温饱阶段，而城市居民已全面达到或接近小康。再从消费的角度来看，目前占我国人口70%的农民只购买了39%的消费品，而占我国人口30%的城市居民则购买了61%的商品，也就是说城乡居民消费之比大致为1：3.5；而从全国居民存款总额来看，70%的农民仅占19%，而30%的城市居民则占其中的81%。三是改革成本负担的市民偏向。改革与创新必然带来社会成本与社会风险，这种成本与风险除政府承担绝大部分外需要社会居民来分担。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来看，改革成就的最大受益主体不是农民，相反本来就是基础脆弱的农村居民却成为改革风险与成本的最大承载主体；而城市居民则在享受改革成就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承担改革成本。这种状况主要通过农民负担这一中介变量表现出来。从内涵上讲，农民负担大致包括：农业税、税收收费(即三提留五统筹)、剪刀差负担、劳动力流动成本、经营权缺损费、合法集资六大部分l24j。撇开农民负担的合理性，单从城乡居民之间的税负比较中就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严重不平等。按照现行税制，城市居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月税收800元，年收入9600以内不纳税，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为2253元，2001年农民人均收入为2366元，距起征点甚远，可以说95%以上的农民不应当纳税。即使把农民与城镇个体工商户进行平等纳税比较，工商户年应交税所得不超过5000元，适用于5%的税率，农民也至多适用5%的税率，但农业税的实际税率大都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不仅使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改革成本负担出现严重失衡，更为严重的是导致农村居民生活状况改善的相对迟缓，从而为“三农”问题的化解设置了更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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