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的短期安排特点，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尚待建立 现行“三农”政策的一些具体措施，如粮食最低收购价、良种补贴、遏制农资价格上涨、减轻农业赋税等，都是在粮食供求形势堪忧、农民增收形势严峻、城乡差距畸形扩大的背景下出台的，因而多少带有短期安排的特点。短期安排的意义在于，在长远目标一时实施起来还有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可以起到立刻缓解“三农”问题的作用。并且还能以短促长，从而一步步缩小工农、城乡之间的差距。尽管短期安排具有见效快的特点，但其政策效应是递减的。更为重要的是，短期安排毕竟是立足当前所采取的具体措施，而非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还需着眼长远，构建促进“三农”状况持续改善的长效机制。为此，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正如刘文所强调的，可以把一些长期起作用的政策逐步法制化，政策力度还可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就长期而言，还必须减少农民，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农民减少了，一则可以扩大农户经营规模，二则可以为政府进一步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创造条件。因此，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同时，鼓励、引导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有序转移，应成为今后“三农”政策的一大重要走向。
（二）现行“三农”政策生要靠中央政府推动，地方政府的作用尚待发挥 现在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很大，已经出台的“三农”政策的含金量很高。但是，要把含金量很高的“三农”政策真正变成金子，关键还要靠各级地方政府去落实。从笔者在基层所了解的情况看，相对于过去，现在地方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但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三农”工作的关注程度又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往往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即认为抓“三农”抓不出政绩，因而抓“三农”工作的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够，导致政府工作重心难以向农村下移，资源配置难以向农村倾斜。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不将中央出台的惠农政策及时准确地告之农民，不将中央给予农民的好处及时足额地兑现给农民。二是地方政府在工作方式上习惯于通过会议来传达会议，以文件来落实文件，对本地“三农”问题研究不多，因而容易造成对中央政策理解和执行上的片面和脱离实际。殊不知，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各地农村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异很大，如果无视区域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就很难做到将中央政策和地方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就难以创造性地开展“三农”工作。因此，在中央逐步加大重农政策力度的同时，如何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大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力度，将是今后“三农”政策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现行“三农”政策条件下政府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过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亟待提高 现行“三农”政策的很多措施，如“三补一减”，即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减免农业税，都是以政府与农民直接交易的方式来实施的。但是，中国有2亿多小农户，8亿多农民，按照交易费用理论，政府与这么多的单个农户或分散农民的直接交易，其交易成本高得惊人。即便是其他东亚小农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尽管农民人口比我们少得多，但政府法定的投入也不是直接投给单个农户，而是投给那些组织起来的农民，即各种形式的农村基层合作经济组织（温铁军，2004）。这不仅降低了政府与单个农户直接交易的成本，同时也有利于政府支农资金的集中统一使用。此外，通过合作经济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还能大大增强单个农户在市场中的交易地位，弱化其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因此，在政府不断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的同时，如何引导农民建立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借此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将是今后“三农”政策需要着力解决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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