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提出过一个实事求是的判断：大包干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的问题多；所以才要深化改革。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当年的政策过程难以作解释，更不愿意参与争论，任由学术界对农村问题“贴标签”，于是许多人以为大包干就等于土地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可实际上，无论是已经被当作万恶之源的“计划经济”，还是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市场经济，显然都无法根本解决与分散小农的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

二、政府为什么失灵

政府对三农问题十分重视，而且从各种文件的强调程度看，是越来越重视。

但是，由于政府所属涉农部门在农业收益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的部门体制局限而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问题的实质，于是，只能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不断强化垄断体制。尽管这种垄断
可以凭借政府行政权利参与对小农经济的剥夺，但由于这些部门同样难以解决与9亿农民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因此，即使在个别、短期上似乎可以借政府名义为部门牟利，也难免在使农民现金收入下降导致的生产投资能力不断下降的互动中，最终演化出与其意图相反的结果。

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恰恰就是现行部门垄断体制本身，导致政府提出的各项支农政策失灵。举例如下：

例一，“依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

这个一向不容置疑的提法，有两个被有意无意绕开的问题：

一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遵循西方的技术路线搞的科技成果，大都是技术替代劳动，这使得被专家们在实验室里欣赏的、得到各种奖状的科学技术成果，因为与我国的国情不符而导致其应用率和所谓“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难以提高。然而，专家学者们不知自我反省，却反过来抱怨农村的技术推广困难，并且，一方面要求政府再进一步增加科技投入，另一方面甚至要求重新恢复计划体制下才有效的、财政拨款的科技体系。

二是，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改革前这些前期成本由国家支付，现在谁来付？正因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识产权，所以人们讲知识产权保护，亦即，技术是要拿来卖的。但是，在我国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兼业化的小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

例二，提高产业层次，靠“产业化”解决农业的出路。

当然，这是一个靠提高外部规模解决小农经济问题的似乎很合理的政策思路。但要真正落实，也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首先，在我国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而任何可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的部门都会坚持、并且加强原有制度，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是被政府部门下伸的单位垄断、并且必然凭借加强垄断来获取利润的时候，农民只能在农业生产中活动能产生利润吗？如果不能，农民怎样搞产业化？

其次，如果农业产业化是农村外部的企业搞，那么，产业化的实质就是“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在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下，仅仅凭借政府号召或者发布文件，就能把那些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工商企业，与负效益的农业结合起来吗？再说，搞产业化经营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产生利润的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组织成本从何而来？

例三，强调“农业投入政策”。

用政策性的政府资金来加强农业投资的说法很常见，也毋庸置疑。但如果有机会下乡，人们就会了解到情况并不那么乐观。且不说政府增加的投入只是杯水车薪，投入并不能增加产出效益，就算政府真打算投，相对于2亿多由于兼业化经营而普遍需要资金的农户，政府资金到底应该投给谁，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符合政府投资要求的农户？

从我们在基层调查的情况看，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一方面是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另一方面，最近10年农业成本平均每年增加10％，而农产品价格连续4年低迷，投入越增加，反而使得农业的负效益更严重。

三、几个具体问题的认识误区

当前第一个值得讨论的认识误区还是土地私有化。

80年代我们搞土地制度研究的时候，并不比现在的人们聪明。那时我们出过一本专题讨论土地制度的书，书名是我建议的，定为《产权、流转、规模》。那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认同这种逻辑：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流转，就能成规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就能够参与国际竞争。

好在，我比别人更有条件多下农村。于是，带着这个逻辑我们去农村基层开展试验，经过10年试验之后，我这个认真搞基层操作的试验员才终于明白，这个道理看上去逻辑完整，实际上似是而非。可惜，今天的人们，尤其那些坐在书斋里的人们，还在继续唱着我们“昨天的歌谣”。

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也没有条件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因此，中国农业事实上不可能依靠提高土地的规模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些所谓照搬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考量中国农业问题的思路，在目前我们这样的资源环境中都要碰壁。

其实，在我国现行的社区所有制的土地制度条件下，很多地方都有通过“反租倒包”、“承租返包”等租赁形式形成的土地规模经营；也有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搞的市场化土地流转。但令人遗憾的却是那些学者们，他们对这些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似乎兴趣不大，有的甚至批评为“非驴非马”；我实在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非要农民按照洋人书本上的理论做他们才满意呢？

近年来尤其值得重视的趋势性问题是，在农业收益过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