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和农民负担过重的压力下，农村土地出现大面积弃耕，上亿农民流入城市，客观上造成企业以各种方式征占农民土地的历史机会。有些教授对此作出简单判断，全面肯定土地大规模兼并集中的市场化意义，并且以此证明农地私有化的现实性。尽管在鼓励工商业资本介入农业这种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下，这在某些地方可能是难以遏止的趋势；但从历史教训的对比看，我们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出现循环往复的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民革命，也主要在于中央反复强调并且落实了基本制度30年不变的*承诺。据此，亿万农民仍然相信中央政府。否则，人们无论如何作不出乐观的前景分析。

第二个认识上的误区是把美国的现代化农场与我国做简单类比。

在很多学术场合，那些去过美国的官员和学者都喜欢举美国农业的经验来教育我们这些埋头在基层搞调研的人。可这种证明美国多么先进、中国多么落后的比较，真地就那么有比较意义吗？

了解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人们其实都可以先作个比较：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像西方那样大规模对外殖民，例如英国就有3千万人口移民到美洲和澳洲。中国基本上依靠内部积累推进工业化，特别是工业化加速的最近50年，更不可能象过去的欧洲国家那样，一旦人口膨胀了，在美洲、澳洲有大片的殖民地可以移民拓殖。由此，我们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一直在增长，人均和劳均占有土地也就必然下降。现在，美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面积是我国的200多倍，人们应该知道，农业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地租，美国农场土地面积广大，地租绝对量大。大农场的规模农业当然绝对收益高，这种条件，与中国的小农经济根本就无法相比。因为我们这种以农民生存保障功能为主的土地，在大多数传统农区已经连绝对地租都产生不了，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产出比因此就是负值。

综上所述，我提出“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问题，是希望人们能够反思以前约定俗成的看法。所有从国外引进的学问，在今天复杂的三农问题面前的确都需要重新思考。可见，书斋里的学者尤应“慎言”三农。因为人们已经多年不了解基层情况，不做农户调查，往往习惯于意识形态化地在两个极端上争论。本来，学者关注三农，当然是一件好事。但由于缺乏对国情的了解，人们可能会犯一些常识错误。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如果没有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的积累和政策经验的积累，把各种理论概念套到三农问题的解释上，的确有可能帮倒忙。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复杂局面，在一定意义上也与长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关。

近年来，人们不仅习惯于“唯书、唯上”的气氛，而且对“改革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的现象也已经司空见惯，政策研究人员似乎有意回避如何深化农村改革的问题，尤其避讳如何深化涉农垄断部门的改革；也鲜见有结合基层实践阐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讨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我才一再恳请人们理解：我们农村形成的现在这种基本制度，的确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总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倘若没有条件在农业外部的宏观环境上作重大政策调整，就应该继续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不要轻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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