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作时明确提出的。关于“30年之后更没有必要变”，应在有关的政策和法律中有明确的表述和规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农民感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才能真正使农民在土地制度上形成长期稳定的预期。
3．应进一步明确界定农民的土地权利，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土地承包期长固然重要，但关键还要明确界定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内容和性质。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农民在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等方面已享有更多的权利，但土地处分权从来没有真正赋予农民。这说明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不完整的产权。因此，促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应是政策完善的方向，特别是应将处分权有条件地赋予农户。处分权的内容应当包括对承包权的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让农民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就是承认农民拥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这有利于减少现行土地产权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有利于增加国家对农民的产权保护，有利于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同时，促进农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提高农地的利用效率。
4．为推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要建立真正的“自愿、依法、有偿”的土地流转机制。我国农业经营确实存在着土地规模狭小的问题，面对加入世贸组织，要与比我国经营规模大几十倍、上百倍的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相竞争，提升我国农业的竞争能力，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提高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农民的利益。在承包期内，不能采取强制手段，直接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重新进行土地发包。要积极培育土地使用权市场，这是促进农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有效途径。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5．农村土地流转应当主要在农户间进行，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经营农户的承包地。世界各国对于公司、企业进入农业都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一般都只允许公司、企业在农业的产前、产后领域和产中的若干环节从事经营活动，而对公司、企业进入农业的直接生产领域，则都有严格的限制。日本自二战后实行土改一直到 1961年，在长达15的时间中法律不仅严格禁止法人进入直接的农业生产领域，还规定非农业生产者不得拥有农地。日本的法律至今仍对公司进入农业直接生产领域有着一系列严格的附加条件。在以农场规模大而著称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的9个州，至今也还定有“禁止非家庭性的公司拥有农地和从事农业生产”的法律。以大资本排挤小农户，追求农业的效率，必须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否则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不加限制地让公司、企业进入农业的直接生产领域，大片圈地，会影响农民的就业和农村的稳定。对公司、企业进入农业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一方面，应当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进入农业，但是应当主要鼓励和支持和它们进入农业的产前、产后领域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鼓励它们对待开发的非耕地农业资源进行投资开发。对于公司、企业大规模、长时期占用农民的耕地、从事直接的农业生产活动，不仅不能鼓励和支持，而且应当制定相关的政策加以必要的限制。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尚未能大规模转移之前，必须避免农村出现大资本排挤小农户，避免出现土地的大规模兼并，避免大批农户丧失经营主体地位、不得不沦为雇农的现象。
6．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充分认识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必然是一个不平衡的、渐进的长期过程。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就业的转移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多地少的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得到明显化解，再加上现代的社会保障体制也难以在短时期内覆盖农村， 因此农地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大部分地区、大部分农民获取收益和维持生存保障的基石。不解决农民转向非农就业的出路，片面强调实行土地规模经营，只会让相当多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而陷入困境。
准确把握和清醒认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趋势，关键在于不能脱离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当前的发展阶段。第一，决定我国现阶段农业经营规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情。而农村基本政策的制定只能服从于国情。第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根本途径在于转移农业劳动力。扩大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着力点应该在于“动人”，农村人口转移了，“动地”才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第三，我国农村各地的发展差距极大，农村基本政策的制定必须着眼于整个农村基本面的普遍情况。第四，现行的有关政策和法律都允许承包期内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和适当集中，但是否流转的决策权在于农户。把握住了这几个基本方面，再加上尽快建立起一整套规范土地流转的具体法律、法规和政策，应该说，农户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和承包期内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完全可以做到并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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