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据亚洲银行根据1998年有关数字测算，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应有1480万人，而直到2001年第三季度，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也只有689.4万人。其二，保障标准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尚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疾病、辍学、失业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把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在内的福利的蛋糕做大。中国的经济在近十年有了长足发展，财富总量的“蛋糕”越来越大，但切给福利的部分增长有限，许多穷人为社会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但却很少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
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结构性因素对他们经济地位的影响明显大于个体因素的作用力。指责穷人的说法，更多的是一种对穷人的偏见，只会加重不同阶层之间的冷漠和对立。事实上，没有哪个单一因素和哪个现成的理论可以全部解释贫富差距的存在和扩大的现实。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二元性相一致的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市场机制和再分配体制多种因素混合作用，以及社会转型的结果。
以制度和法规来实现“适度”的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从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变为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一过程发生的背景是，国家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均可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
伴随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愈加悬殊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在凸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贫困群体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大量低收入者不仅相对收入地位下降，部分人甚至出现了绝对收入下降的情况。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安全感因此而下降，分配制度和社会分层结构的合理性受到怀疑，部分社会成员对主流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疏离和不满情绪加重。所有这些都损害了社会的公平与信心，对社会的稳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但是，国家要对贫富差距进行“适度”的控制，以最大限度地抑制其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损害。
什么是“适度”和“合理”的贫富分化？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笔者认为，对“适度”和“合理”的贫富差距的约束性评价，应引入为绝大多数国家和社会所公认的价值标准。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即收入分配方式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所有以非法手段谋取财富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小团体—如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侵吞公产、偷税漏税等都会破坏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原则，并导致分配矛盾的加剧。虽然腐败等非法的收入方式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收入分配的范畴，但是通过这类非法收入确实造就了一批暴富者，这也成为当前的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的最严重的不合理现象。
第二，市场平等性。即给予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竞争中人们依靠个人努力、机会选择等自致因素，而不是依靠出身、地位、身份等先赋因素获取市场利益。以此为检验，种种以特殊地位和身份谋取利益的行为，如垄断经营、行业分割和就业身份制度等都是对市场平等性的玷污，是非合理的。
第三，尊重弱势群体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无论我们对贫富差距持何种立场，有一个普遍的道德底线是不能突破的，这就是人道和人性的社会原则，也就是要保证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民众享有基本的、体面的生存权利，享有医疗、养老、教育制度的保护。社会公平是以人权平等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所以，对弱势群体生存、发展权利的保护状况，是检验收入差距适度与否的基本标准。即使在机会平等的市场竞争中，人们也不一定在获胜机会上拥有平等的起点，个人禀赋、能力、机遇、劳动偏好等方面的天然差异，决定了人们在竞争起点上不可能真正平等。而采用制度方式对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加以保护，正是社会公平对市场缺陷的一种补偿。
第四，所有社会成员对进步和发展成果的共享。通过税收、就业、教育、投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一系列制度，调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差距，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以此调整和制约过度市场化所产生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财富和资源过分集中、多数群体利益被侵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从社会进步和发展中受益。这不但是社会公平的价值体现，而且也是在社会资源于社会需求相对稀缺的情况下，避免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保证各利益群体间的和谐、合作，维持社会生活持续的重要原则。
成功的市场化改革既可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可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当然市场本身并不能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要通过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法规来实现。所以说，完善的市场经济不仅包括发达的经济、富裕的生活，也包括完善地调整不同利益关系、抑制贫富过大的法律、法规和其它制度形式，成熟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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